一

她死在自己的车里。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九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斯加托斯，一条偏僻寂静的小路。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一如既往地慷慨，金色的光芒铺满大地，温暖得几乎让人忘记这已是深秋。远处，圣克鲁斯山脉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橡树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颤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低声诉说着什么。一个路过的司机看见一辆白色轿车停在那里，安静得像一只栖息的鸟，车身在夕阳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车内，一个亚裔女性靠着座椅，头微微偏向一侧，像是长途跋涉后终于沉沉睡去。

但她再也不会醒来。

她的手里，握着一支古董手枪。那冰冷的金属，仿佛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问号。

消息像一道闪电，划破了两个大洋的上空。当“张纯如”这个名字与“自杀”连在一起传入人们的耳朵时，无数人停下了手中的事，怔在原地。那个用笔为三十万亡灵呐喊的女子，那个在电视镜头前与日本驻美大使当面对质的斗士，那个看起来如此年轻、如此美丽、如此充满生命力的女子，竟然选择了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人世。

她三十六岁。

她留下了一张字条，字迹工整，一如她做人做事的一丝不苟：“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这句话，像一束光，照进了她短暂而燃烧的一生。也像一柄刀，剜在所有爱她的人心上。

二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校园。

普林斯顿的春天总是来得不疾不徐。校园里，古老的哥特式建筑在嫩绿的树丛中若隐若现，橡树和枫树的枝条上刚刚吐出茸茸的新叶。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在青石路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就在这时，一个女婴的啼哭，打破了春日的宁静。

她的父亲——台湾大学物理系“状元”、哈佛大学博士张绍进，母亲——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研究者张盈盈，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名字：纯如。

“纯如”，出自《论语·八佾》：“从之，纯如也。”意思是和谐、纯正、美好。

这个名字，仿佛是她一生的谶言。

她降生在一个被知识之光笼罩的家庭。父亲后来成为伊利诺伊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其专著《量子场论》在理论物理界影响深远。母亲在生物化学领域同样卓有建树。在这个家里，书籍是墙壁的装饰，讨论是餐桌上的常客，知识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窗外是伊利诺伊州辽阔的平原，四季分明，春天麦浪翻滚，秋天玉米金黄，冬天的雪覆盖一切，又在新春的阳光中悄然消融。纯如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像一株向阳的植物，安静而坚韧地生长。

但张纯如的血液里，流淌的不仅仅是书香。还有一种更深沉的东西——关于中国的记忆，关于苦难的记忆，关于一个遥远城市在血与火中的记忆。

父亲张绍进出生于一九三七年——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破中国河山的一年。母亲张盈盈出生于一九四〇年的重庆，那是战火纷飞中的陪都。虽然纯如的父母并非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但关于“南京”的讲述，在这个家庭里从未断裂过。像一条暗河，在地表之下静静流淌，却从未干涸。

讲述者，是她的外祖父。

外祖父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一九三七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当日军攻陷南京、开始那场持续六周的人间浩劫时，外祖父侥幸逃出了那座正在流血的城市。那场逃难的经历——逃难的路线、路上的惊恐、尸体堆积如山的景象——被他反复讲述。讲给女儿听，讲给女婿听，后来，又讲给了小外孙女张纯如听。

年幼的纯如睁大眼睛，听外祖父讲述那个遥远的故事。“一九三七”“日军”“南京”“屠城”——这些碎片，在她脑中拼成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她想象着长江被尸体堵塞得水泄不通，河水被血染成暗红色。她想象着整座城市在燃烧，哭喊声、枪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她感到恐惧。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不愿听到“南京大屠杀”这几个字，她觉得那简直就是“邪恶”的代名词。

但令她困惑的是，当她上学后在学校图书馆里翻阅历史书籍时，当她试图找到关于这段历史的任何记载时，她什么也找不到。她问老师，老师茫然地摇头。这段历史，在美国的公共记忆里，像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黑洞。

一个巨大的问号，像一颗种子，在她心中埋下了。

多年以后，她在《南京大屠杀》的序言中写道：“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源于一个简单而深刻的信念：只有当我们敢于直面历史的黑暗，才能真正理解人性的复杂，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三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硅谷心脏地带的一个宁静郊区。

十二月的加州，没有冬日的萧索。阳光依然明媚，空气清冽而干燥。远处的山丘上，野草已经枯黄，在风中起伏如金色的波浪。一座不起眼的会议厅里，一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会议，正在这里召开。

下午五点左右，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会议大厅。她穿着白衬衫和黑裤子，简单朴素，像一片尚未被尘埃沾染的叶子。夕阳透过百叶窗，在她身上投下明暗相间的条纹。她就是张纯如，二十六岁。彼时的她，已经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毕业，在芝加哥当过记者，正在尝试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

会议大厅里，挂着海报大小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那些照片，像一记重拳，猝不及防地击中了张纯如的心。

“被砍掉的头颅，或被开膛破肚，赤裸的女人被强奸者强迫摆出各种色情姿势，她们的脸扭曲变形，痛苦羞愤之情令人刻骨难忘。”

后来，她在书中这样描述那一刻的感受。

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照片上那些面孔——那些永远定格在痛苦中的面孔——与她的面孔，隔着六十年的时光，沉默地对视。  

她后来说：“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却从未做好准备看到这些照片。在这个极度痛苦的时刻，我醒悟到，不仅生命是脆弱的，人类的经验本身也是脆弱的。”

那一刻，她终于明白：父母和外祖父讲的，不是故事，是历史。是真实发生过的、血流成河的历史。那些面孔，曾经是活生生的人——有父母，有儿女，有爱人，有梦想，有明天。而明天，在日军刺刀落下的那一刻，永远地终止了。

那一刻，她也意识到一个让她震惊的事实：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这段历史。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同，亚洲以外的人几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存在。美国出版的大部分历史文献，都轻描淡写地略过了这一事件——如果它们提及的话。

没有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

一本也没有。

这个空白，像一道流血的伤口，刺痛了张纯如的心。

她站在那些照片前，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将改变她的一生，也将改变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

她要把南京大屠杀写成一本书。一本英文书。一本让西方世界无法再视而不见的书。

她写道：“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西方世界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知之甚详，却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暴行一无所知。这种选择性遗忘，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

她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感觉到一种使命，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人，他们在呼唤我。他们不想被遗忘。”

那一刻，在西方世界对这段历史的长久沉默中，一颗启明星开始升起。她的光芒还很微弱，但她已经决定，要撕裂这笼罩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

四

从一九九五年开始，张纯如投入了《南京大屠杀》的写作。

这是一场漫长的、艰难的、几乎令人窒息的旅程。她不知道，这条路将把她带向何方，她只知道，她必须走下去。她像一颗在黎明前升起的星，独自照亮着别人看不见的路。

她首先前往华盛顿，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查找资料。华盛顿的春天，樱花如云，潮汐湖畔游人如织。但张纯如无暇顾及这些。档案馆里，日光灯发出嗡嗡的低鸣，空气干燥而沉闷，带着旧纸张特有的霉味。军方资料区里，她填写的档案索引卡片垒成厚厚一叠，几十个大箱子被工作人员推到她面前。她在上千份档案中翻拣，一页一页地翻阅那些发黄的文件、日记、照片和报告。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腐烂陈旧纸张的味道，让她头痛欲裂。她有时不得不戴上口罩工作，像一个在废墟中挖掘的考古学家，又像一个在黑暗中执着寻找光明的守夜人。

等到翻完一天的资料，她才发现自己的手上全是被纸张边缘割破的小口，指尖也被墨水染成黑色。她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正在替历史拂去尘埃，正在替三十万亡灵撕开那层被刻意维持的黑暗。

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里，她常坐在两堵墙之间的一张书桌前，被一大堆敞开的档案盒和复印文件包围着，一坐就是一整天。窗外是耶鲁古老的红砖建筑，常春藤爬满了墙壁，在风中沙沙作响。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洒进来，在她低垂的头上投下斑斓的光影。她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蜂，将上万页材料一页页复印、打包，邮寄回家。

就在这个过程中，她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名字——约翰·拉贝。

这位纳粹党驻南京代表，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建立安全区，保护了数十万中国难民。张纯如经多方打听，联系到了拉贝的外孙女莱因哈特。莱因哈特告诉她，拉贝不仅写过一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给希特勒，还留下了一本详细记录其在南京所见所闻的私人日记。

《拉贝日记》，就这样在沉睡了半个多世纪后，重见天日。它像一束被深埋在地下的光，终于被张纯如这颗启明星的光芒所照亮。

她在书中写道：“当我第一次读到拉贝日记的手稿时，我的手在颤抖。这些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一个德国纳粹党员眼中的南京浩劫。他的文字冷静、精确、不带任何修饰，却比任何控诉都更加令人心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座城市正在死去。’”

一九九五年夏天，张纯如只身一人来到南京。

七月的南京，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热浪从地面蒸腾而起，连空气都变得黏稠。梧桐树宽大的叶子在烈日下耷拉着，蝉鸣声一浪高过一浪，聒噪而绵长。长江在城市的边缘缓缓流淌，浑浊的江水带着上游的泥沙，沉默地奔向大海。张纯如站在江边，望着这条曾经被鲜血染红的河流，久久不语。

那一刻，她的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感。她想起外祖父讲述的那些故事，想起那些照片上的面孔，想起拉贝日记中的字句。她对自己说：我来这里，是为了让那些死去的人重新被人看见。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记住。她感到一种使命感像火焰一样在胸腔中燃烧，但同时，一种隐隐的不安也开始在她心底滋生——她将要面对的，是人性最黑暗的深渊。而她，将是那个第一个照亮深渊的人。

她在采访手记中写道：“南京的街道上，那些幸存者的眼睛里有我从未见过的东西。那是经历过地狱的人才会有的眼神。我无法用语言形容，但我知道，我必须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

她顶着酷暑，看遍了南京郊区的大小刑场和丛葬地。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普德寺、燕子矶——每到一地，她都举起摄像机，拍下纪念碑的碑文和周围的环境。燕子矶的江风吹拂着她的头发，江水拍打着岸边的岩石，发出沉闷的声响。

她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那些老人，已经白发苍苍，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他们的家，大多在逼仄的老城区，巷子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墙壁上爬满了青苔。每一个幸存者，都想在离世前讲出自己的经历。他们的眼睛，在回忆那些惨痛往事时，时而黯淡，时而燃烧。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她全程录像，不敢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她的问题很细，细到几点起床、早餐吃什么、穿什么样的鞋、道路的模样、当时的天气情况。她要核对每一个细节，确认没有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

陪同她采访的翻译杨夏鸣后来回忆，张纯如的笔头很勤，几乎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有文字记录。她拍摄的大量照片全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丝不苟。她的严谨，给杨夏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次采访结束，她都会给幸存者一些钱。当她发现这些幸存者都住得很差的时候，她的心碎了。她告诉母亲，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律师，帮这些贫苦的受害者在国际法庭上讨公道。

但在采访之外，她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她告诉母亲，自己总是睡不着，经常做噩梦。洗澡的时候，头发一掉就是一大团。最困难的事，是阅读一桩又一桩的日军暴行记录——强奸、折磨、杀害、分尸、活埋、火焚……她读了太多这样的案例，几乎要窒息，有时必须起身远离那些文件，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窗外是南京的夜色，万家灯火，安宁祥和。而她的心里，却燃烧着一九三七年的火。

她开始失眠。每当她闭上眼睛，那些照片上的面孔就会浮现在黑暗中——那些被砍下的头颅，那些被剖开的腹部，那些被蹂躏后丢弃的尸体。她听见幸存者的声音在耳边回响，那些苍老的、颤抖的、带着哭腔的声音。她试图关掉脑海中的画面，但它们像刻在视网膜上一样，挥之不去。

有时在深夜，她会突然从噩梦中惊醒，浑身冷汗。她梦见自己在南京的街道上奔跑，身后是日军的脚步声，前方是堆积如山的尸体。她无处可逃。她坐在床边，双手抱住膝盖，让自己的呼吸慢慢平复。窗外，月亮挂在城市的夜空上，清冷而遥远。她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然后她想起了那些幸存者的眼睛，想起了拉贝日记中的那句话——“这座城市正在死去”。她告诉自己：因为如果不做这件事，就没有人会做。因为那些死去的人，不能白死。因为她知道，黎明前的黑暗最深，而启明星，正是在这最深的黑暗中升起的。

她写信给母亲，字里行间透着一种近乎悲壮的清醒：

“我现在所承受的这些，与大屠杀中的那些遇难者的遭遇完全无法比拟。作为一名作家，我要将这些遇难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替那些喑哑无言者呼号。”

她写道：“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到一种深深的绝望。不是对历史的绝望，而是对人性的绝望。当我读到那些日军士兵的回忆录，看到他们如何把杀人当作一种游戏，如何比赛谁砍下的人头更多，我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但我告诉自己，正是因为人性中有这样的黑暗，我们才更需要铭记。遗忘，是对受害者的第二次屠杀。”

写作期间，她总是夜里工作，中午起床，下午做些家务，然后坐下来写作，直到丈夫回家。晚饭后，他们一起散步，等丈夫睡觉后，她继续写作到凌晨四五点。她在黑暗中工作，在黎明前休息——她像一颗启明星，只在最深的夜空中最亮，而当真正的太阳升起时，她反而隐去了自己的光芒。

她手上同时有好几件事要忙。尽管拿到了六万美元的预付稿费，但仍难以支撑两年时间的开销。丈夫不得不补贴她的费用，催促她找一份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为了证明自己，她练就了打字飞快的本领，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兼职工作。有一段时间，她送过外卖披萨，每晚做四个小时的电话推销员。

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另一件事。

她在接受采访时说，让全世界知道一九三七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她来说很重要。

五

一九九七年，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

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在美国出版。

那一年，她二十九岁。

这本书，如同一颗启明星在黎明前的夜空中骤然亮起，撕裂了笼罩西方世界半个多世纪的黑暗。整个西方知识界，都被震动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张纯如在书中，基于翔实的史料调查，明确提出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在“二十六万到三十五万之间”，远高于日本方面“修正主义”数字的结论。

她不仅详述了日军疯狂暴行的细节，而且深刻分析了在军国主义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士兵对人类生命的漠视。她从幸存者、行凶者、目击者三个角度，客观地记述了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灭绝人性的犯罪事件。

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威廉·柯比在为该书作序时写道：“南京的暴行在西方已几乎被人们遗忘，所以本书的问世尤显重要。张小姐把它称为‘被遗忘的大屠杀’，将二战期间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对数百万无辜者的屠杀联系在一起。”

《纽约时报》评论道，这是六十年来首次有人让美国人知道这项战争罪行的存在——她做的是美国无数以英文写作的男性作家和历史学者都没做到的事。

这本书出版后，连续十四个星期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被翻译成十七种语言全球发行。白宫专门购入此书，将其作为总统的参考读物。

张纯如，一夜成名。她的名字，从那一刻起，与南京、与三十万亡灵、与历史的正义紧紧连在了一起。她就像黎明前那颗最亮的星，让所有在黑暗中摸索的人，都看见了方向。

但成名带来的，不仅仅是鲜花和掌声。

日本右翼势力对这本书恨之入骨。一九九八年四月，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批评她的书“包含众多极其不准确的描述和一面之辞”。他们试图用否认的乌云，遮蔽这颗刚刚升起的启明星。

张纯如没有沉默。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她与齐藤邦彦在美国公共电视台的节目中公开连线对话。主持人问张纯如：“你听到道歉了吗？”

她反问：“我不知道。你听到道歉了吗？我没有听到‘道歉’这个词。我认为，如果他真诚地说了‘我个人对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所做的事表示道歉’，我会认为那是一个道歉，我会认为那是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她的声音，清晰、冷静、不可辩驳，像启明星的光芒一样不可阻挡。

她的母亲张盈盈回忆说，纯如表现得很好，很强硬。但家人很担心她的安全。第二天，父亲到学校上班时，有朋友告诉他，应该给女儿找个保镖。

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张纯如收到过威胁信。信封里，装着两颗子弹。

身边的朋友曾劝她放弃，“根本就不该写这本书”。她不是没有安全顾虑，和丈夫搬家时，她甚至找过私家侦探，寻求办法让自己的新家“不容易被一些日本狂热分子找到”。

但这些困难，都不能阻止她。她像一颗启明星，无论乌云如何遮蔽，她都要撕裂黑暗，让光芒穿透一切。

在《南京大屠杀》的签售会上，有人站起来问：“你认为日本人会不会悬赏要你的命？”还有人递上纸条：“我担心你的生命安全。”

她只是平静地微笑着，继续做着该做的事。

她写道：“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让人痛苦的书。我的回答是：因为历史不应该被埋葬。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人，他们不仅仅是数字，他们是有名字、有面孔、有故事的人。如果我们忘记他们，我们就等于让他们再死一次。”

她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道：“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为了唤醒良知。我相信，当一个社会能够正视自己过去的黑暗时，它才能真正走向光明。”

六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九日，张纯如走了。

那个噩耗，像一块巨石，沉入无数人的心底。那颗撕裂黑暗的启明星，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中，悄然陨落。

关于她的死因，家人向公众说明：纯如之死，是因抑郁症导致的精神崩溃。

多年研究日军二战暴行，接触的全都是无比残忍和血腥的历史事实。从《南京大屠杀》到她正在准备的新书——关于二战期间日军在菲律宾虐待美国战俘的题材——每一个悲惨故事，都反复将她拖入痛苦的深渊。

她曾经对母亲说：“妈妈，我觉得那些亡灵在追我。”

这不是幻觉，而是一个敏感而善良的灵魂，在承受了太多苦难之后发出的哀鸣。她撕裂了历史的黑暗，但那些黑暗，却像深渊一样反噬了她。

在《南京大屠杀》出版后的几年里，她的精神状态一直在恶化。她开始频繁地失眠，即使睡着了也总是做噩梦。她梦见自己在南京的街道上行走，脚下的土地是红色的，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她梦见那些幸存者的面孔，在黑暗中注视着她，像是在问：你记住了吗？

她试图用工作来麻痹自己。她开始研究新的课题。她告诉自己，只要继续工作，只要继续写作，她就不会被那些噩梦击垮。但她不知道的是，每一次深入历史的黑暗，都是在自己的灵魂上刻下一道新的伤口。

她开始变得焦虑、易怒、情绪不稳定。她常常无缘无故地哭泣，有时又突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她的丈夫布雷特试图帮助她，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帮。他看着她一天天消瘦下去，看着她眼中的光芒一点点熄灭——那是启明星的光芒，正在被无边的黑暗吞噬。

她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药物让她能够入睡，但也让她的思维变得迟钝。她发现自己无法像以前那样清晰地思考了，那些曾经在她脑中如泉水般涌出的句子，现在变得干涸而破碎。这让她更加绝望——她是一个作家，写作是她存在的意义。如果连写作都做不到，那她是谁？

在准备新书的过程中，她反复追问自己：人性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黑暗？当一个人被赋予绝对的权力，当杀戮被合法化，当残忍被当作勇气，人类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些问题，像一把钝刀，日复一日地割着她的心。

二〇〇四年八月，她的精神状况急剧恶化。她住进了医院，接受精神治疗。在医院里，她给母亲打电话，声音虚弱而颤抖：“妈妈，我好累。”

出院后，她试图恢复正常的生活。她开始写作新书，但进展缓慢。她努力让自己保持积极，努力让身边的人放心。但她的内心深处，那个黑暗的深渊正在吞噬她最后的力量。

她开始出现被害妄想。她总觉得有人在跟踪她，有人要伤害她。她知道这些想法是不理性的，但她控制不住自己。那些威胁信、那些子弹、那些日本右翼分子的仇恨，像幽灵一样缠绕着她。

她对丈夫说：“我觉得我撑不下去了。”

布雷特抱着她，说：“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

但她已经不相信了。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九日，她独自开车出门。她告诉布雷特，她要去办点事。

她开车来到了洛斯加托斯那条偏僻的小路。她停下车，熄了火。加州的阳光照在挡风玻璃上，温暖而明亮。她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她在想什么？

也许她在想她的父母，想她的丈夫，想她年幼的儿子。也许她在想那些幸存者，想拉贝，想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人。也许她只是太累了。那颗曾经撕裂黑暗的启明星，耗尽了最后的光芒。

她拿出那张字条，最后看了一遍：“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然后，她举起了那把古董手枪。

她没有遗忘他们。她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世界的记忆。

但她自己，却被记忆压垮了。她撕裂了历史的黑暗，却没能逃脱黑暗的反噬。

七

张纯如离开了。但世界没有忘记她。她虽然陨落了，但她留下的光芒，依然照耀着历史的天空。

她去世后第三年，《南京大屠杀》日文版出版。腰封上，印着“完全翻译”四个字。

第八年，英国作家莫·海德创作了《南京的恶魔》。扉页上，写着：“献给张纯如，她的勇敢与学术研究成果第一次令南京的名字为世人所知。”

第十年——二〇一四年，中国正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的十二月十三日，凌厉的警报声响彻南京上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张纯如的雕像静静矗立着。她低着头，像在沉思，像在默哀，像在倾听那些亡灵的声音。

而在中国江苏淮安——她的祖籍地，有一座纪念馆，静静地坐落在古淮河北岸。

淮安，这座苏北的水城，自古就是漕运咽喉、运河重镇。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河水悠悠，波光粼粼。古淮河在这里拐了一个温柔的弯，两岸绿树成荫，垂柳依依。春天，桃花和梨花竞相绽放；夏天，荷叶田田，白鹭翩翩；秋天，银杏叶金黄一片；冬天，薄雾笼罩河面，远山如黛。

张纯如纪念馆，就坐落在这片秀美的风景之中。

那是一栋庄重典雅的小楼，白墙灰瓦，朴素沉静。馆前，几株梅花树在冬春之交悄然绽放，暗香浮动。参观者沿着石阶缓缓而上，推开那扇木门，便走进了张纯如的世界。

玻璃橱窗里，有她中学时代用中文写的日记，字迹工整清秀；有她写给母亲的信，讲述查阅资料的艰辛；有她在南京采访幸存者时的照片，面容憔悴却目光坚定。

参观者走进来，静静地看，悄悄地抹眼泪。窗外，古淮河的水声隐隐传来，像是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张纯如同样没有被遗忘。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了她的全部档案，那些她亲手整理的文件、照片、采访录音，静静地躺在恒温恒湿的库房里，等待着一代又一代研究者来翻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美国多所高校，曾多次举办以她命名的纪念讲座和学术活动。

美国公共电视台多次重播她与日本大使对峙的那期节目。有美国读者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是张纯如的书，让我第一次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她让我明白，历史的真相不能被埋葬。”

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女儿去世后，撰写了一本关于张纯如的传记——《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在书的扉页上，她写道：“献给纯如，她的一生短暂而辉煌。”

八

张纯如的一生，只有短短三十六年。

但在这三十六年里，她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她让世界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她以一己之力，用笔为枪，为三十万亡灵呐喊。她像一颗启明星，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中升起，撕裂了笼罩半个多世纪的沉默与遗忘。

她说过：“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她在《南京大屠杀》的结尾写道：“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能被遗忘。我们记住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未来。当人类再次面临暴行的时候，我们不能再以‘不知道’为借口保持沉默。”

她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面对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威胁，却始终没有退缩。她是作家，是斗士，是一颗撕裂黑暗的启明星，是一个认真生活、为目标真诚奉献的人。

如今，在淮安张纯如纪念馆的墙上，有一行字静静地诉说着她的一生：

“纯如，人如其名。”

是的，纯如。纯正如她的名字，纯正如她的心灵，纯正如她用生命守护的真相。

窗外，古淮河的水依旧在流。春来秋去，花开花落。而她的名字，已经刻进了这条河流的记忆里，刻进了这座城市的记忆里，刻进了所有知道她故事的人们的记忆里。

她走了。

但她还活着。

活在南京城每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警报声里。那声音撕裂长空，如泣如诉，是在告诉每一个听见它的人：记住，不要忘记。活在那些被译成十七种语言的文字里。那些文字穿越国界，跨越山海，是在告诉每一个阅读它的人：记住，不要忘记。活在每一个因为她的书而知道了那段历史的人心里。那些人心中的火焰，代代相传，是在告诉这个世界：记住，不要忘记。

她不是一颗流星。

流星划过夜空，转瞬即逝，再灿烂也只是一瞬，再明亮也终将归于黑暗。

她是一颗启明星。她升起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中，她撕裂了笼罩大地的黑夜，她照亮了无数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当真正的太阳升起时，她隐去了自己的光芒——不是因为她熄灭了，而是因为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她把自己化作了那个时代三十万亡灵最后的代言人。她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世界的遗忘。她把历史的真相，刻进了这个世界的记忆深处，刻进了人类良知的石碑之上。她用三十六年的生命，为人类精神的天空，留下了一颗永不陨落的星辰。

而如今，她已化作那颗启明星，永远高悬在历史的苍穹之上。她的光芒不会因她的离去而黯淡，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每一个在黑暗中前行的人，抬头仰望，都能看见她在那里——安静地、坚定地、永恒地亮着。她穿透层层夜幕，穿越漫漫岁月，告诉每一个后来者：黑夜无论怎样漫长，黎明终将到来；真相无论被掩埋多深，终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而她，就是那第一缕刺破黑暗的光，就是那永远指向黎明的方向。

二〇二六年三月，写于张纯如诞辰五十八周年前夕。

谨以此文，献给她和那三十万亡灵

作者简介  王恩献，原籍山东省莘县，久居济南市。曾从军从政——做过新闻、宣传、行政管理、纪检监察工作。曾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于“山东省模范公务员”称号，省直部门公务员退休。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诗刊子曰诗社社员，山东氏词学会会员。曾任山东散文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在报纸杂志发表诗词、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大量新闻作品，多次荣获全国和全省奖励，作品入选多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