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水上的方舟

    《旧约·创世记》里刻着这样一个故事：上帝见人间充满强暴与败坏，决意降下洪水毁灭一切，却指示义人诺亚用歌斐木建造一艘方舟，使他与家人、以及成对的飞禽走兽得以存活。洪水泛滥四十昼夜，天下的高山尽数淹没，唯方舟在水面上漂荡，承载着文明最后的种子。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南京，梧桐叶落尽了最后一片金黄，长江水翻涌起铁灰色的寒光。那寒光里隐隐涨动的，正是一场人间的洪水——比圣经中的更为暴虐，比远古的更为漫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围墙外，野菊花仍固执地开着细碎的花，一朵一朵，像不肯熄灭的灯盏；明德楼的红砖墙上，深秋最后的藤蔓正一寸一寸地枯萎，却依然攀附着，仿佛只要抓着砖缝就不肯松手。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吞噬三十万生灵的狂澜即将席卷这座六朝古都——而在这洪水之上，一叶方舟正悄然成形。它不是歌斐木造的，没有上帝亲自丈量的尺寸。它的掌舵者是一个德国商人，他的船舱里装的不是成对的飞禽走兽，而是二十五个难民收容所里二十多万瑟瑟发抖的性命。这个数字——二十五万，后来被刻进了纪念馆的墙壁里，被写进了每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里，成了一座城市对一个人永远的计数。

     那方舟的掌舵者叫约翰·拉贝，西门子洋行的经理，身材敦实，宽肩厚背，像一棵扎根在风暴里的老橡树。他戴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那双眼睛总是沉沉的，嘴角紧抿着。他来中国近三十年了，说一口带着南京腔的德语。十一月十一日那天，他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会议室里摊开一张南京地图，铅笔尖在鼓楼以南、汉中路以北、西至上海路、东达中山路的区域缓缓画了一个圈。"就这里吧，"他抬起头，对在座的几位外国同僚说，声音不高，却像钉子一样敲进每个人的耳朵里，"我们需要一个安全区。"——那铅笔尖画出的，就是他的方舟，就是他在人间洪水中为二十多万生灵划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个圈，圈住了二十五个难民收容所，圈住了后来全世界都记得的名字——南京安全区。圈外是已经逼近中华门的日军炮火，轰隆隆的，像一万面鼓同时擂响；圈内是拉贝先生用德国纳粹党旗和红十字标志一针一线缝起来的最后堡垒。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行字："也许我救不了所有人，但至少要让一些人看见，文明还没有完全溃败。"——这句话，就是他在洪水之上抛下的锚，牢牢的，沉沉的，扎进了最深的河床。

     那晚他站在安全区边界，望着暮色里匆匆涌入的人流。有怀抱婴孩的妇人，怀里的孩子裹着打满补丁的棉被，小脸冻得发紫；有蹒跚拄杖的老者，拐杖敲在石板路上，嗒嗒嗒，像绝望的钟摆；有浑身泥泞的学生，校服上沾着血和灰，眼睛里还残存着昨日课堂上的光。他们像潮水一样漫过警戒线，漫过铁丝网。拉贝让助手搬来几箱饼干，他亲手掰开，一块一块递到孩子手里。饼干屑簌簌地落下来，落在他藏青色的西装上，像初雪落在黑土地上。

     他给柏林总部发电报，请求允许他留在这里。等待回复的那几个小时里，他坐在办公室的藤椅上，窗外那棵百年银杏正落下它今秋最后一批金黄的叶子，一片一片旋转着，飘着，坠着。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砰砰的，闷闷的。凌晨三点，回电到了。他拆开电报，目光扫过那两行德文，最后定格在末尾两个字上："准留。"——那两个字，证实这艘方舟终于获准在洪水中启航。

     拉贝摘下眼镜，用袖口缓缓擦拭镜片上的雾气。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将不再是西门子的经理，不再是德国商人。他将成为洪水上方舟的舵手，成为二十多万双眼睛里共同的父亲，成为那些颤抖的手在黑暗中唯一能抓住的衣角。

 二、那一夜，他选择留下

     洪水漫上来的那一夜，拉贝面前摆着一条退路——一艘英国炮舰的邀请函，可以载所有外籍人士安全离开南京。可他选择留下。

     十二月十二日的黄昏，南京城最后一道防线崩溃的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了大街小巷。安全区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叮铃铃，叮铃铃，一声比一声急。窗外是彻夜不息的哭喊声，尖尖的，哑哑的，混在一起。拉贝站在窗前往外看，上海路上全是向北涌来的人——他们丢下了全部家当，只带着能抱在怀里的孩子和几件御寒的衣裳。一位老妇人挤到他的窗下，仰起头，满脸的皱纹像老树皴裂的皮，深深浅浅地刻着。她喊："洋先生，城门是不是真的破了？"拉贝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只是用力点了点头。老妇人的眼泪唰唰地淌下来，却没有嚎啕，只是默默地转过身去，攥紧了身后两个孙儿的手，攥得指节都发白了。

     那一夜，拉贝召集了安全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十五个外国人。会议室里只点了一盏煤油灯。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走，还是留？有人沉默地抽烟，烟头一明一灭；有人低头翻着圣经。

     "我可以走。"拉贝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像石头砸进深潭。"我有德国护照，有公司调令，有足够的理由离开。"他转过身，抬手指向窗外——那里仍有源源不断的人影在移动。"但是——如果我走了，这里二十多万人，可能活不到明年春天。"

     他弯下腰，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旧照片，已经泛黄了，上面是一个中国老人，端着一只粗瓷碗。那是一九〇八年，他初到中国，在上海外滩看见的第一个黎明。那个中国老人递给他一碗热粥，用生硬的英语说："天冷，喝了暖和。"那碗粥的温度，他记了将近三十年。"现在，"他把照片收进胸前的口袋，"该我还这碗粥了。"

     最后表决的结果出来了：六票留下，九票离开。拉贝没有强求任何人，他只是站起来，走到每一个决定离开的人面前，用力拍了拍他们的肩膀。他转身走下楼梯，一步一步，皮鞋敲在木板上，噔，噔，噔。他走向地窖，那里有三千多难民已经席地而卧。他打着手电筒一个一个照过去，光柱扫过一张又一张脸——有人睡着了，眼角还挂着泪痕；有人醒着，睁着眼睛追他的光柱。他走到一个独腿的老兵身边停下来——老兵盘腿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捡来的孤儿，孩子缩成一团，像一只受惊的小猫。拉贝蹲下来，解开自己脖子上的羊毛围巾，一圈一圈绕在孩子颈间。

     那个夜晚，南京城四周都在燃烧。火光冲天而起，把整个天空映成暗红色。拉贝回到办公室，在日记本上写下一行字，极慢，一笔一划的："我留下了。这里有需要我的人。"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十三个字，像十三颗钉子，牢牢地钉进了纸页。

 三、三点八六平方公里的希望

     三点八六平方公里。如果你把它放在南京城的地图上仔细端详，那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直角梯形，北起汉中路，南至牌楼巷，西抵上海路，东达中山路，快一点，四十分钟就走完了。可就是这四十分钟脚程的弹丸之地，在十二月到次年二月的九十三个日夜里，像一只张开的巨掌，收容了整整二十五万个瑟瑟发抖的灵魂。

     拉贝带着人在安全区边界拉起了一道又一道铁丝网，铁刺在冬日的薄阳下闪着冷光。每隔百步，他就让人插一面红十字旗。他自己掏腰包买了六匹白布，让裁缝赶制了三十面带有"Nanking Safety Zone"字样的大旗，每一个字都有一米见方。最难的活儿是在十字路口架设那面巨大的德国国徽旗——卐字图案在当时的日军眼里，是轴心国盟友的徽记，是某种意义上的护身符。拉贝亲自扛着梯子爬上去，手套磨破了，露出冻得发僵的手指，他把旗杆绑了一遍又一遍，绳子绕了四圈，打了两个死结。"万一绳子松了，"他低头朝下面喊，"倒下来砸着孩子可不得了。"

     安全区里最像样的建筑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几栋教学楼，如今全部改成了难民营。教室里的桌椅被搬到走廊上，堆成隔断，堆成墙。地上铺满稻草，干干的，脆脆的，踩上去沙沙响；再铺一层旧棉被，补丁摞着补丁。几百个人挤一间屋子，翻身都费劲，却没有一个人抱怨。拉贝每天巡营两次，上午九点和下午四点，雷打不动。他记得住好几个孩子的名字，尤其是一个叫"小豆子"的男孩——那孩子瘦得像一根豆芽，总爱跟在他身后转。有一回拉贝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巧克力，掰成两半，大的那半递给小豆子。小豆子咬了一口，仰起脸问："拉贝伯伯，等我长大了，能跟你回德国吗？"拉贝蹲下来，双手捏捏他尖尖的小脸："你要好好长大，将来中国的德国，就靠你们建了。"

     安全区的井水不够喝了，水位一天比一天低。拉贝组织人在操场中央挖了两口浅井，水掘出来了，浑浊的，涩涩的，却至少能解燃眉之急。食物才是最大的难题，一天比一天紧，一顿比一顿少。拉贝把西门子公司仓库里所有库存的罐头、压缩饼干全部搬了出来，又到处写信，从外国朋友那里募来二十袋面粉。每一餐的配给精确到克——成人一百五十克饼干，儿童减半。可就算这样，还是有人在饿晕。拉贝把自己的午餐一分再分，他碗里的粥越来越稀，他的德国厨师看不下去了，偷偷往他的汤锅里多加了两勺油。拉贝发现了，沉着脸，盯着厨师看了十秒钟，一字一顿地说："那些孩子，比你这两勺油更需要营养。"

     可他最有创造力的发明，是那个被孩子们叫作"天空喇叭"的东西。他用废铁皮卷成一只巨大的喇叭筒，绑在安全区最高的水塔顶上，每天傍晚五点整，他爬上水塔，用手摇留声机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唱针落下，沙沙地响几声，旋律就飘出来了——长笛吹出鸟鸣，圆号唤出晨光，提琴拉出溪水潺潺。那旋律飘飘荡荡地穿过围墙，越过铁丝网，有时竟能让围墙外正在搜索的日军停下脚步，抬起头，怔怔地听上几秒钟。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在那个枪声与哭喊交替的冬天，贝多芬的音符成了三点八六平方公里上唯一的春汛，缓缓的，柔柔的，淌进每一颗快要冻僵的心脏里。

 四、城墙外的人间地狱

    拉贝不止一次登上安全区东北角的瞭望台。那是他让几个木匠用脚手架临时搭起来的，高三层，风一吹就吱嘎作响。站在上面，能越过南京内城墙的垛口，一直望到秦淮河的方向。十二月十四日，他第一次爬上去，攥着栏杆的手就再也没有松开过。城墙外，人间正在一寸一寸地变成地狱。

     长江边的草鞋峡，是他在日记里反复描摹的一个地名。十二月中旬到次年一月中旬，那片灰白色的滩涂上，先后发生过一次又一次集体屠杀。拉贝透过望远镜看见过那样的场景：一片白花花的躯体，横着的，竖着的，叠着的，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江滩。远处的长江水还在无声地流淌，哗哗的，缓缓的，偶尔卷起一两个漂流的包袱、木盆，转个圈，又沉下去了。他记不清自己多少次从瞭望台上下来，两腿发软，扶着柱子干呕。一个经年累月在商场上打拼的中年人，竟被眼前的景象击垮到扶着木桩才能站稳。

     更残忍的是安全区北门外的景象。每天清晨，日军列队经过安全区外围，步枪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刀刃在晨光里一明一灭。他们押着搜捕出来的"疑似军人"——其实不过是一些穿着灰色制服的学生，一些上了年纪的警察。他们被绳子串成一串，踉踉跄跄地走着。有一次，拉贝亲眼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被从队伍里拽出来，日本兵揪着他的衣领，用生硬的中国话喊："他是不是你的父亲？"少年扭过头，看见了拉贝。拉贝也看见了他——那张脸太年轻了，下颌上还有没刮净的绒毛，嘴唇干裂着，眼睛很亮很亮。少年对着拉贝，缓缓地，缓缓地，摇了摇头。拉贝冲上去，脚刚迈出一步，就被两把横过来的刺刀交叉着逼了回来，一步，两步，三步，一直退到铁丝网边上。那少年最后看了拉贝一眼，嘴唇动了动，随即被推搡着消失在队伍里。拉贝从此再没见过他。那天晚上，他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笔尖把纸都戳破了："我离他只有五步远，却没能抱住他。我恨这五步。"

     安全区的围墙上，流弹擦过一道又一道痕迹。拉贝让工兵在墙根挖了十三个防空洞，最深的一个离地面七米。每次空袭警报拉响，数千人同时涌向洞口，挤着，推着，抱着孩子的，搀着老人的。洞里的空气混浊不堪，汗味、血腥味、婴儿的啼哭声混在一起。有一位孕妇在洞里突然临产了，拉贝挤到最里面，半蹲着，高高举起手电筒，光柱稳稳地照着那位满头大汗的年轻母亲。婴儿终于哭出了第一声，嘹亮的，尖脆的，像一把小号在洞穴深处突然吹响。整洞的人先是一愣，然后所有人都鼓起掌来——在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日子里，一个新生命的啼哭就像黑暗里突然划亮的一根火柴，让所有人都看见了光。

     最难熬的是夜晚。安全区外，枪声噼噼啪啪地响着；惨嚎声隐隐约约地传来。他睡不着，就提着手电筒出门去巡逻。光柱在黑暗中划来划去，扫过墙角那些蜷缩着的身影。拉贝走过去，黑暗里就有人轻轻地喊："拉贝先生。"然后从阴影中探出一只手来，碰到他的衣角就攥住了，不松开了。一只接一只的手，老人干枯的手，孩子细嫩的手，妇人粗糙的手。拉贝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些手的触感我永远忘不掉——冰冷的，颤抖的，却拼着命想要抓住什么。我那时才明白，对很多人来说，能碰到一下活人的衣角，就已经是活下去的全部理由了。"

  五、与死神赛跑的日子

     一九三八年一月，南京钻进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北风呜呜地刮着，从城墙缺口灌进来，打着旋儿。安全区里的难民已经超过六万，而粮仓里的储备，满打满算还能撑不到半个月。拉贝把最后一批罐头搬出来，分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自己则带着几个年轻人，蹲在仓库角落里，用石头捣碎那些已经干硬得掰不动的饼干边角料，嘭，嘭，嘭，一锤一锤砸下去，碎末溅起来，呛得人直咳嗽。碎末掺上水煮成糊糊，每个人每顿只能分到半碗。

     有个叫张秀英的妇人，瘦得颧骨高耸。她自己的那份糊糊从来没喝完过，每次都偷偷撇出一勺，倒进邻铺一个发高烧的男孩嘴里。男孩烧得迷迷糊糊的，有一回拉着她的手，闭着眼喊了一声"妈妈"。张秀英愣住了，然后一把搂住男孩，搂得紧紧的，哭了整整一夜。她的两个亲生儿子，都留在下关，被日军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声"妈妈"，是两个月来她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喊她。

     与此同时，伤寒像一条暗蛇，无声无息地在安全区里游走。起先只是三五个发烧腹泻的，到一月中旬，每天新增的病例像翻了倍的算珠，噼里啪啦往上跳。拉贝紧急辟出一间教室做隔离病房，他自己每天换两次口罩——只是两层棉布叠在一起——推开门走进去巡诊。医生挡住他："您不能进去，太危险了。"拉贝甩开他的手："我是这个区的区长。他们喊我'拉贝先生'，喊的不是一个商人，是一个能替他们挡住的人。"说完他跨进了那道门槛，背影厚厚的，稳稳的，像一堵不会倒的墙。

     最险的一程是二月三日那个下午。日军突然要进入安全区搜查"隐藏的中国士兵"，限时四小时。拉贝一边派人通知各个收容所把青壮年男子藏进地窖和阁楼，一边换上那套最体面的黑色西装，扣子一粒一粒扣齐，胸前别上纳粹党徽。他走到大门口，站在门洞中央，双手背在身后。日军少佐带着一小队士兵来了，靴子踩着碎石子路，咔咔响。拉贝微微俯下目光，用流利的日语说："这里是德意志帝国承认的安全区域。任何武装入侵，都将被视为对德国的直接挑衅。"他一字一顿，每个字都吐得清清楚楚。少佐盯了他五秒钟，手按在刀柄上，指头动了动，终究没有拔出来。他歪了歪下巴，朝身后摆了一下手。士兵们齐刷刷地转身，靴子咔咔地响着，走了。

     但拉贝知道这只是缓兵之计。当天夜里，他拧开台灯，铺开白纸，把打字机推到面前，开始一个字一个字敲打那份后来闻名世界的"南京安全区现状报告"。从日落敲到深夜，从深夜敲到凌晨，打字机的嗒嗒声始终没停过。十二页纸，密密麻麻的，记录了难民人数、疾病种类、粮食余量、日军的每一次骚扰，以及他在瞭望台上目睹的屠杀片段。他把报告交给当晚就要秘密出发去上海的美国传教士，双手握着对方的手："真相是比子弹更重要的武器。"

     那段时间他几乎不吃不睡，靠着一杯接一杯的浓咖啡吊着精神。他的中国秘书王先生看他脸色一天比一天青灰，偷偷往他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塞了一包红糖。拉贝发现了，没有声张。他每天一早把那包红糖拿出来，用小勺分装成几十份，逐间收容所走过去，往每一口大锅的稀粥里加一小撮。红的糖末落进灰的粥里，一搅，就不见了。后来王先生在一封寄往家乡的信里写道："拉贝先生自己有糖尿病，可他偷偷把糖全分给了孩子们。我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但只要他还站着，我们就都还站着。"

 六、三千人跪送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柏林总部发来急电："所有德国侨民必须限期撤离南京。"拉贝拿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早，他提着一只铁皮喇叭，从第一个收容所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把这个消息宣布给每一个人听。

     他所到的每一个地方，起初都是一阵死寂。然后，压抑不住的抽泣像涨潮一样，从人群的后方慢慢地往前涌。他走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操场时，一位老妇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她佝偻着背，裹着小脚，走得很慢很慢。她是这个收容所里最年长的人，年轻时当过私塾先生，一辈子没有向任何人弯过膝。她一步一步走到拉贝面前，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碎裂。然后，她缓缓地，像一株被风吹弯的老芦苇，跪了下去.

      南京安全区：拉贝先生的诺亚方舟

 一、洪水上的方舟

     《旧约·创世记》里刻着这样一个故事：上帝见人间充满强暴与败坏，决意降下洪水毁灭一切，却指示义人诺亚用歌斐木建造一艘方舟，使他与家人、以及成对的飞禽走兽得以存活。洪水泛滥四十昼夜，天下的高山尽数淹没，唯方舟在水面上漂荡，承载着文明最后的种子。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南京，梧桐叶落尽了最后一片金黄，长江水翻涌起铁灰色的寒光。那寒光里隐隐涨动的，正是一场人间的洪水——比圣经中的更为暴虐，比远古的更为漫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围墙外，野菊花仍固执地开着细碎的花，一朵一朵，像不肯熄灭的灯盏；明德楼的红砖墙上，深秋最后的藤蔓正一寸一寸地枯萎，却依然攀附着，仿佛只要抓着砖缝就不肯松手。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吞噬三十万生灵的狂澜即将席卷这座六朝古都——而在这洪水之上，一叶方舟正悄然成形。它不是歌斐木造的，没有上帝亲自丈量的尺寸。它的掌舵者是一个德国商人，他的船舱里装的不是成对的飞禽走兽，而是二十五个难民收容所里二十多万瑟瑟发抖的性命。这个数字——二十五万，后来被刻进了纪念馆的墙壁里，被写进了每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里，成了一座城市对一个人永远的计数。

     那方舟的掌舵者叫约翰·拉贝，西门子洋行的经理，身材敦实，宽肩厚背，像一棵扎根在风暴里的老橡树。他戴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那双眼睛总是沉沉的，嘴角紧抿着。他来中国近三十年了，说一口带着南京腔的德语。十一月十一日那天，他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会议室里摊开一张南京地图，铅笔尖在鼓楼以南、汉中路以北、西至上海路、东达中山路的区域缓缓画了一个圈。"就这里吧，"他抬起头，对在座的几位外国同僚说，声音不高，却像钉子一样敲进每个人的耳朵里，"我们需要一个安全区。"——那铅笔尖画出的，就是他的方舟，就是他在人间洪水中为二十多万生灵划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个圈，圈住了二十五个难民收容所，圈住了后来全世界都记得的名字——南京安全区。圈外是已经逼近中华门的日军炮火，轰隆隆的，像一万面鼓同时擂响；圈内是拉贝先生用德国纳粹党旗和红十字标志一针一线缝起来的最后堡垒。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行字："也许我救不了所有人，但至少要让一些人看见，文明还没有完全溃败。"——这句话，就是他在洪水之上抛下的锚，牢牢的，沉沉的，扎进了最深的河床。

     那晚他站在安全区边界，望着暮色里匆匆涌入的人流。有怀抱婴孩的妇人，怀里的孩子裹着打满补丁的棉被，小脸冻得发紫；有蹒跚拄杖的老者，拐杖敲在石板路上，嗒嗒嗒，像绝望的钟摆；有浑身泥泞的学生，校服上沾着血和灰，眼睛里还残存着昨日课堂上的光。他们像潮水一样漫过警戒线，漫过铁丝网。拉贝让助手搬来几箱饼干，他亲手掰开，一块一块递到孩子手里。饼干屑簌簌地落下来，落在他藏青色的西装上，像初雪落在黑土地上。

     他给柏林总部发电报，请求允许他留在这里。等待回复的那几个小时里，他坐在办公室的藤椅上，窗外那棵百年银杏正落下它今秋最后一批金黄的叶子，一片一片旋转着，飘着，坠着。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砰砰的，闷闷的。凌晨三点，回电到了。他拆开电报，目光扫过那两行德文，最后定格在末尾两个字上："准留。"——那两个字，证实这艘方舟终于获准在洪水中启航。

     拉贝摘下眼镜，用袖口缓缓擦拭镜片上的雾气。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将不再是西门子的经理，不再是德国商人。他将成为洪水上方舟的舵手，成为二十多万双眼睛里共同的父亲，成为那些颤抖的手在黑暗中唯一能抓住的衣角。

 二、那一夜，他选择留下

     洪水漫上来的那一夜，拉贝面前摆着一条退路——一艘英国炮舰的邀请函，可以载所有外籍人士安全离开南京。可他选择留下。

     十二月十二日的黄昏，南京城最后一道防线崩溃的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了大街小巷。安全区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叮铃铃，叮铃铃，一声比一声急。窗外是彻夜不息的哭喊声，尖尖的，哑哑的，混在一起。拉贝站在窗前往外看，上海路上全是向北涌来的人——他们丢下了全部家当，只带着能抱在怀里的孩子和几件御寒的衣裳。一位老妇人挤到他的窗下，仰起头，满脸的皱纹像老树皴裂的皮，深深浅浅地刻着。她喊："洋先生，城门是不是真的破了？"拉贝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只是用力点了点头。老妇人的眼泪唰唰地淌下来，却没有嚎啕，只是默默地转过身去，攥紧了身后两个孙儿的手，攥得指节都发白了。

     那一夜，拉贝召集了安全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十五个外国人。会议室里只点了一盏煤油灯。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走，还是留？有人沉默地抽烟，烟头一明一灭；有人低头翻着圣经。

     "我可以走。"拉贝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像石头砸进深潭。"我有德国护照，有公司调令，有足够的理由离开。"他转过身，抬手指向窗外——那里仍有源源不断的人影在移动。"但是——如果我走了，这里二十多万人，可能活不到明年春天。"

     他弯下腰，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旧照片，已经泛黄了，上面是一个中国老人，端着一只粗瓷碗。那是一九〇八年，他初到中国，在上海外滩看见的第一个黎明。那个中国老人递给他一碗热粥，用生硬的英语说："天冷，喝了暖和。"那碗粥的温度，他记了将近三十年。"现在，"他把照片收进胸前的口袋，"该我还这碗粥了。"

    最后表决的结果出来了：六票留下，九票离开。拉贝没有强求任何人，他只是站起来，走到每一个决定离开的人面前，用力拍了拍他们的肩膀。他转身走下楼梯，一步一步，皮鞋敲在木板上，噔，噔，噔。他走向地窖，那里有三千多难民已经席地而卧。他打着手电筒一个一个照过去，光柱扫过一张又一张脸——有人睡着了，眼角还挂着泪痕；有人醒着，睁着眼睛追他的光柱。他走到一个独腿的老兵身边停下来——老兵盘腿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捡来的孤儿，孩子缩成一团，像一只受惊的小猫。拉贝蹲下来，解开自己脖子上的羊毛围巾，一圈一圈绕在孩子颈间。

     那个夜晚，南京城四周都在燃烧。火光冲天而起，把整个天空映成暗红色。拉贝回到办公室，在日记本上写下一行字，极慢，一笔一划的："我留下了。这里有需要我的人。"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十三个字，像十三颗钉子，牢牢地钉进了纸页。

 三、三点八六平方公里的希望

     三点八六平方公里。如果你把它放在南京城的地图上仔细端详，那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直角梯形，北起汉中路，南至牌楼巷，西抵上海路，东达中山路，快一点，四十分钟就走完了。可就是这四十分钟脚程的弹丸之地，在十二月到次年二月的九十三个日夜里，像一只张开的巨掌，收容了整整二十五万个瑟瑟发抖的灵魂。

     拉贝带着人在安全区边界拉起了一道又一道铁丝网，铁刺在冬日的薄阳下闪着冷光。每隔百步，他就让人插一面红十字旗。他自己掏腰包买了六匹白布，让裁缝赶制了三十面带有"Nanking Safety Zone"字样的大旗，每一个字都有一米见方。最难的活儿是在十字路口架设那面巨大的德国国徽旗——卐字图案在当时的日军眼里，是轴心国盟友的徽记，是某种意义上的护身符。拉贝亲自扛着梯子爬上去，手套磨破了，露出冻得发僵的手指，他把旗杆绑了一遍又一遍，绳子绕了四圈，打了两个死结。"万一绳子松了，"他低头朝下面喊，"倒下来砸着孩子可不得了。"

     安全区里最像样的建筑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几栋教学楼，如今全部改成了难民营。教室里的桌椅被搬到走廊上，堆成隔断，堆成墙。地上铺满稻草，干干的，脆脆的，踩上去沙沙响；再铺一层旧棉被，补丁摞着补丁。几百个人挤一间屋子，翻身都费劲，却没有一个人抱怨。拉贝每天巡营两次，上午九点和下午四点，雷打不动。他记得住好几个孩子的名字，尤其是一个叫"小豆子"的男孩——那孩子瘦得像一根豆芽，总爱跟在他身后转。有一回拉贝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巧克力，掰成两半，大的那半递给小豆子。小豆子咬了一口，仰起脸问："拉贝伯伯，等我长大了，能跟你回德国吗？"拉贝蹲下来，双手捏捏他尖尖的小脸："你要好好长大，将来中国的德国，就靠你们建了。"

     安全区的井水不够喝了，水位一天比一天低。拉贝组织人在操场中央挖了两口浅井，水掘出来了，浑浊的，涩涩的，却至少能解燃眉之急。食物才是最大的难题，一天比一天紧，一顿比一顿少。拉贝把西门子公司仓库里所有库存的罐头、压缩饼干全部搬了出来，又到处写信，从外国朋友那里募来二十袋面粉。每一餐的配给精确到克——成人一百五十克饼干，儿童减半。可就算这样，还是有人在饿晕。拉贝把自己的午餐一分再分，他碗里的粥越来越稀，他的德国厨师看不下去了，偷偷往他的汤锅里多加了两勺油。拉贝发现了，沉着脸，盯着厨师看了十秒钟，一字一顿地说："那些孩子，比你这两勺油更需要营养。"

     可他最有创造力的发明，是那个被孩子们叫作"天空喇叭"的东西。他用废铁皮卷成一只巨大的喇叭筒，绑在安全区最高的水塔顶上，每天傍晚五点整，他爬上水塔，用手摇留声机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唱针落下，沙沙地响几声，旋律就飘出来了——长笛吹出鸟鸣，圆号唤出晨光，提琴拉出溪水潺潺。那旋律飘飘荡荡地穿过围墙，越过铁丝网，有时竟能让围墙外正在搜索的日军停下脚步，抬起头，怔怔地听上几秒钟。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语言，在那个枪声与哭喊交替的冬天，贝多芬的音符成了三点八六平方公里上唯一的春汛，缓缓的，柔柔的，淌进每一颗快要冻僵的心脏里。

 四、城墙外的人间地狱

     拉贝不止一次登上安全区东北角的瞭望台。那是他让几个木匠用脚手架临时搭起来的，高三层，风一吹就吱嘎作响。站在上面，能越过南京内城墙的垛口，一直望到秦淮河的方向。十二月十四日，他第一次爬上去，攥着栏杆的手就再也没有松开过。城墙外，人间正在一寸一寸地变成地狱。

     长江边的草鞋峡，是他在日记里反复描摹的一个地名。十二月中旬到次年一月中旬，那片灰白色的滩涂上，先后发生过一次又一次集体屠杀。拉贝透过望远镜看见过那样的场景：一片白花花的躯体，横着的，竖着的，叠着的，密密麻麻铺满了整个江滩。远处的长江水还在无声地流淌，哗哗的，缓缓的，偶尔卷起一两个漂流的包袱、木盆，转个圈，又沉下去了。他记不清自己多少次从瞭望台上下来，两腿发软，扶着柱子干呕。一个经年累月在商场上打拼的中年人，竟被眼前的景象击垮到扶着木桩才能站稳。

     更残忍的是安全区北门外的景象。每天清晨，日军列队经过安全区外围，步枪上着明晃晃的刺刀，刀刃在晨光里一明一灭。他们押着搜捕出来的"疑似军人"——其实不过是一些穿着灰色制服的学生，一些上了年纪的警察。他们被绳子串成一串，踉踉跄跄地走着。有一次，拉贝亲眼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被从队伍里拽出来，日本兵揪着他的衣领，用生硬的中国话喊："他是不是你的父亲？"少年扭过头，看见了拉贝。拉贝也看见了他——那张脸太年轻了，下颌上还有没刮净的绒毛，嘴唇干裂着，眼睛很亮很亮。少年对着拉贝，缓缓地，缓缓地，摇了摇头。拉贝冲上去，脚刚迈出一步，就被两把横过来的刺刀交叉着逼了回来，一步，两步，三步，一直退到铁丝网边上。那少年最后看了拉贝一眼，嘴唇动了动，随即被推搡着消失在队伍里。拉贝从此再没见过他。那天晚上，他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笔尖把纸都戳破了："我离他只有五步远，却没能抱住他。我恨这五步。"

     安全区的围墙上，流弹擦过一道又一道痕迹。拉贝让工兵在墙根挖了十三个防空洞，最深的一个离地面七米。每次空袭警报拉响，数千人同时涌向洞口，挤着，推着，抱着孩子的，搀着老人的。洞里的空气混浊不堪，汗味、血腥味、婴儿的啼哭声混在一起。有一位孕妇在洞里突然临产了，拉贝挤到最里面，半蹲着，高高举起手电筒，光柱稳稳地照着那位满头大汗的年轻母亲。婴儿终于哭出了第一声，嘹亮的，尖脆的，像一把小号在洞穴深处突然吹响。整洞的人先是一愣，然后所有人都鼓起掌来——在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日子里，一个新生命的啼哭就像黑暗里突然划亮的一根火柴，让所有人都看见了光。

     最难熬的是夜晚。安全区外，枪声噼噼啪啪地响着；惨嚎声隐隐约约地传来。他睡不着，就提着手电筒出门去巡逻。光柱在黑暗中划来划去，扫过墙角那些蜷缩着的身影。拉贝走过去，黑暗里就有人轻轻地喊："拉贝先生。"然后从阴影中探出一只手来，碰到他的衣角就攥住了，不松开了。一只接一只的手，老人干枯的手，孩子细嫩的手，妇人粗糙的手。拉贝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些手的触感我永远忘不掉——冰冷的，颤抖的，却拼着命想要抓住什么。我那时才明白，对很多人来说，能碰到一下活人的衣角，就已经是活下去的全部理由了。"

 五、与死神赛跑的日子

     一九三八年一月，南京钻进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北风呜呜地刮着，从城墙缺口灌进来，打着旋儿。安全区里的难民已经超过六万，而粮仓里的储备，满打满算还能撑不到半个月。拉贝把最后一批罐头搬出来，分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自己则带着几个年轻人，蹲在仓库角落里，用石头捣碎那些已经干硬得掰不动的饼干边角料，嘭，嘭，嘭，一锤一锤砸下去，碎末溅起来，呛得人直咳嗽。碎末掺上水煮成糊糊，每个人每顿只能分到半碗。

     有个叫张秀英的妇人，瘦得颧骨高耸。她自己的那份糊糊从来没喝完过，每次都偷偷撇出一勺，倒进邻铺一个发高烧的男孩嘴里。男孩烧得迷迷糊糊的，有一回拉着她的手，闭着眼喊了一声"妈妈"。张秀英愣住了，然后一把搂住男孩，搂得紧紧的，哭了整整一夜。她的两个亲生儿子，都留在下关，被日军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那一声"妈妈"，是两个月来她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喊她。

     与此同时，伤寒像一条暗蛇，无声无息地在安全区里游走。起先只是三五个发烧腹泻的，到一月中旬，每天新增的病例像翻了倍的算珠，噼里啪啦往上跳。拉贝紧急辟出一间教室做隔离病房，他自己每天换两次口罩——只是两层棉布叠在一起——推开门走进去巡诊。医生挡住他："您不能进去，太危险了。"拉贝甩开他的手："我是这个区的区长。他们喊我'拉贝先生'，喊的不是一个商人，是一个能替他们挡住的人。"说完他跨进了那道门槛，背影厚厚的，稳稳的，像一堵不会倒的墙。

     最险的一程是二月三日那个下午。日军突然要进入安全区搜查"隐藏的中国士兵"，限时四小时。拉贝一边派人通知各个收容所把青壮年男子藏进地窖和阁楼，一边换上那套最体面的黑色西装，扣子一粒一粒扣齐，胸前别上纳粹党徽。他走到大门口，站在门洞中央，双手背在身后。日军少佐带着一小队士兵来了，靴子踩着碎石子路，咔咔响。拉贝微微俯下目光，用流利的日语说："这里是德意志帝国承认的安全区域。任何武装入侵，都将被视为对德国的直接挑衅。"他一字一顿，每个字都吐得清清楚楚。少佐盯了他五秒钟，手按在刀柄上，指头动了动，终究没有拔出来。他歪了歪下巴，朝身后摆了一下手。士兵们齐刷刷地转身，靴子咔咔地响着，走了。

     但拉贝知道这只是缓兵之计。当天夜里，他拧开台灯，铺开白纸，把打字机推到面前，开始一个字一个字敲打那份后来闻名世界的"南京安全区现状报告"。从日落敲到深夜，从深夜敲到凌晨，打字机的嗒嗒声始终没停过。十二页纸，密密麻麻的，记录了难民人数、疾病种类、粮食余量、日军的每一次骚扰，以及他在瞭望台上目睹的屠杀片段。他把报告交给当晚就要秘密出发去上海的美国传教士，双手握着对方的手："真相是比子弹更重要的武器。"

     那段时间他几乎不吃不睡，靠着一杯接一杯的浓咖啡吊着精神。他的中国秘书王先生看他脸色一天比一天青灰，偷偷往他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塞了一包红糖。拉贝发现了，没有声张。他每天一早把那包红糖拿出来，用小勺分装成几十份，逐间收容所走过去，往每一口大锅的稀粥里加一小撮。红的糖末落进灰的粥里，一搅，就不见了。后来王先生在一封寄往家乡的信里写道："拉贝先生自己有糖尿病，可他偷偷把糖全分给了孩子们。我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但只要他还站着，我们就都还站着。"

 六、三千人跪送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柏林总部发来急电："所有德国侨民必须限期撤离南京。"拉贝拿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早，他提着一只铁皮喇叭，从第一个收容所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把这个消息宣布给每一个人听。

     他所到的每一个地方，起初都是一阵死寂。然后，压抑不住的抽泣像涨潮一样，从人群的后方慢慢地往前涌。他走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操场时，一位老妇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她佝偻着背，裹着小脚，走得很慢很慢。她是这个收容所里最年长的人，年轻时当过私塾先生，一辈子没有向任何人弯过膝。她一步一步走到拉贝面前，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碎裂。然后，她缓缓地，像一株被风吹弯的老芦苇，跪了下去。

     她跪下去的那一刹那，身后的堤坝垮塌了。第二个跪下了，第三个跪下了，第十个跪下了，第一百个跪下了。一片一片的，一排一排的，像麦子被风齐刷刷地压倒。三千多人，黑压压地跪满了整个操场。有人把额头抵在冰凉的地面上；有人高举着双臂向天；还有幼小的孩子懵懂地跟着大人跪下，却歪着头，在人群的缝隙里寻找拉贝的身影，找到了，就定定地望着，眼珠乌黑乌黑的，一眨不眨。

     拉贝慌了。他活了五十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他冲过去想扶起最前面那位老妇人，可她不肯起来。他又去扶第二个，第三个，可扶起一个，又跪下两个。他最终放弃了，就那样站在三千多个跪着的人中间，一个德国商人，被一群无家可归的难民当成了最后的浮木。他弯下腰，一个一个拍他们的肩膀，用生硬的南京话一遍一遍重复着："我会回来的，我保证会回来的。"可他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知道这个承诺有多苍白。

     三月二日清晨，拉贝在南京的最后一个早晨。他特意起得很早，天还没亮透。他提着一盏煤油灯，一个收容所一个收容所地走过去，走遍了他画的那个三点八六平方公里的圈。他最后一次看了看那些他睡过的地铺，最后一次看了看那些他亲手修过的水井，最后一次看了看他种在墙角的那一排小白菜——嫩嫩的苗刚冒出两片真叶，可他已经等不到它们长大了。小豆子从人群里钻出来，一把抱住了他的腿，两只细细的胳膊箍得紧紧的。拉贝弯下腰，从怀里摸出一枚德国硬币，塞进小豆子热乎乎的掌心，合拢他的手指："拿着，等你长大了来德国，用这个买面包吃。"

     临上车前，拉贝转过身，朝着安全区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他的脊背弯成一道弧线，很久没有直起来。那一刻，南京的早春竟然透出了一点薄薄的太阳，金黄色的，淡淡的，洒在安全区斑驳的围墙上，洒在那面已经褪了色的红十字旗上，也洒在拉贝微微发秃的头顶。汽车发动了，后面突然响起震天的哭声。送行的人追着车子跑起来，有人跌倒了又爬起，有人把怀里的孩子举过头顶。车子越开越快，那些追赶的身影越来越小，终于拐过街角，什么也看不见了。拉贝坐在后座，始终没有回头——不是不想，是不敢。

 七、跨越八十年的感恩

     拉贝的方舟在南京城只存在了三个月，九十三个日夜，可那座城市记住了它，八十年了，还将继续记下去。如今，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你会在展墙上看见拉贝先生的照片——黑白肖像，金丝眼镜，嘴角紧抿着，目光沉沉的，和当年站在安全区边界上的那个德国商人一模一样。他的照片挂在纪念馆的墙上，和那些幸存者的证言、马吉的影像、每一份铁证放在一起，无声地告诉每一个走进来的人：这座城的至暗时刻里，有一个异乡人没有转身离开。

     而拉贝先生离开南京之后的命运，却是一段被遗忘的苦涩。二战结束后，他因曾经的纳粹党员身份遭到盟军审查，被西门子公司解雇，失业、贫穷、被社交圈驱逐，一家六口挤在柏林一间破旧的小屋里。最艰难的时候，他带着全家挖野菜充饥，黑面包要掰成六份分给妻子和四个孩子，糖尿病让他的双腿浮肿，高血压让他整夜失眠。

     一九四七年，拉贝生活困顿的消息辗转传到了中国。南京市政府立即成立了"拉贝募捐委员会"，消息传开，整座城都在回应——夫子庙卖糖粥的老太太掏出了攒了半年的铜板；下关码头扛包的工人把当天的工钱全部塞进了募捐箱；玄武湖边讨饭的乞丐也把刚讨来的三枚铜元叮叮当当地扔了进去。七天，一亿元法币，换算成两千美元，经瑞士银行汇到了拉贝的账户上。南京市市长沈怡还亲自采购了奶粉、香肠、茶叶和牛肉，从瑞士辗转寄往柏林。随后，包裹源源不断地抵达：腊肉、蓝布棉袄、虎标万金油……包裹单上从来不写寄件人姓名，只有三个字："南京人"。

     拉贝收到汇款那天，攥着电报站在窗边，柏林的雪花落在他肩头，他很久没有动。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我一生最骄傲的，不是当过西门子高管，也不是纳粹党员，而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住在南京小粉桥一号，门开着，谁来都收。"他还给南京市长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让我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从一九四八年六月起，每月一个食品包裹准时寄到，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从未间断。这些包裹，让拉贝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八十年可以磨平太多的东西：城墙上的弹坑里长出了野草，秦淮河的渡口建起了新桥，就连当年安全区的那道铁丝网也早已被回炉熔成了犁头、镰刀。可有些东西是时间啃不动的。南京市档案馆里至今保存着拉贝当年手绘的安全区地图，纸页发黄了，脆脆的，可那些铅笔线条依然清清楚楚。南京大学图书馆的玻璃柜里，摆着他用过的那台打字机，空格键被磨得锃亮锃亮的。甚至在一家旧书店里，有人翻出了一本泛黄的账簿，密密麻麻的数字——那是拉贝留下的最后一份记录，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条命。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就是一座纪念馆——不是用木头搭的，是用一个德国人的良知做横梁，用二十五万人的眼泪做墙壁，用一座城市八十年的记忆做屋顶。

     二零二零年春天，新冠疫情席卷欧洲。南京的一家药企连夜赶制出三万只口罩、两百套防护服，发往德国。每一只纸箱上都印着一句话："八十年前您给了我们一座城，今天我们想还您一个拥抱。"托马斯·拉贝收到物资时，盯着那些字看了很久，眼眶红了。后来他在电话里哽咽着说："我的祖父如果能看到这一幕，他会说——他当年做的，不过是人该做的事。"

     不过是人该做的事。可正是这"人该做的事"，让一座城记住了一个人八十年，让一份感恩跨越了八千公里的山河，长成了一座活着的纪念碑。如今每年十二月十三日，总会有人悄悄地往拉贝纪念馆的门口放一朵白菊。没有仪式，没有致辞，只有一朵小小的白菊，安安静静地躺在石阶上，像一个无声的鞠躬。有人问起"拉贝是谁"，南京的孩子会仰起脸，奶声奶气地回答："是一个德国爷爷，他在最冷的时候给了我们糖。"

 八、那道彩虹从未消失

     那年冬天，南京下了好几场大雪。可拉贝在他的日记里从没写过雪景，他只写温度——零下几度，井台结了多厚的冰，难民有多少人冻伤了手脚。唯有一处例外。二月末的一个傍晚，他巡营回来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的一刹那，他忽然愣住了。西北角的天空上，挂着一道淡淡的彩虹。

     那时南京已经被炮火围困了将近三个月，天空终日被硝烟遮成铅灰色。那道彩虹就在那片灰里静静地弯着，极浅极浅的，浅得像铅笔在宣纸上轻轻擦过的痕迹——隐隐的赤，隐隐的橙，隐隐的蓝和紫，从紫金山的方向起，弯弯地延伸到江心洲去。拉贝盯着它看了很久，下巴搁在窗台上，眼镜片上蒙了一层白雾也忘了擦。那天晚上他翻开日记本，写下了一行字："也许这就是上帝给这个城市的暗号——在最深的长夜里，他仍记得留一盏灯。"第二天，安全区果然来了好消息：一批从上海辗转运来的药品和粮食，终于送进了城门。

     现在想来，那道彩虹或许从来没有消失过。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下来。它化作拉贝口袋里掰给孩子的每一块巧克力；化作防空洞里那个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化作三千人跪送时齐声喊出的那句"谢谢先生"；化作一九四八年南京人凑出的那一亿元法币，化作每个月准时从瑞士寄到柏林的食品包裹；化作八十年后海德堡墓前的那束百合花，化作托马斯·拉贝眼眶里那圈没滚下来的泪；也化作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墙上那一帧静静的黑白照片。彩虹从来不是挂在天上的水汽——它是人在最黑的夜里仍然选择伸出手去的动作，是文明即将熄灭时被人护住的火苗，是良知在最深的深渊边上不肯松开的指尖。诺亚的彩虹是神与人之间的契约；拉贝的彩虹是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它不在天上，在每一个被救起的人心里。

     拉贝先生晚年过得很苦，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那个决定。他在回忆录的最后一页写下一段话，字迹歪歪斜斜的："我的一生做过很多生意，赚过很多钱，可只有那三个月让我觉得——我是真正活过的。因为在那三个月里，我不是一个商人，我只是一座桥。一座让二十多万人从绝望走到希望的桥。"

     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拉贝在柏林中风去世，终年六十八岁。他没有等到中国寄来的下一个包裹。但那些包裹已经不重要了——他留下的那座桥，让二十多万人走过了洪水，也让一座城市走了八十年的回头路，去找那个曾为他们掌舵的人。

     如今，南京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可你若在十二月的一个傍晚走进鼓楼区的那片老街区，仍能看见那面重新修缮过的安全区界碑，灰白色的石面，被往来的人抚得温润。夕阳斜斜地照过来，"南京安全区"五个字泛着暗金色的光，像一道凝固的彩虹，横亘在八十年的光阴两岸，告诉每一个从它面前走过的人：

     即使洪水滔天，仍有人愿做方舟。

     即使长夜漫漫，仍有人守着灯。

     那灯，从未熄过。

     那道彩虹，从未消失。

     它活在每一个知道那段历史的人的呼吸里，活在每一双被那些故事洗过的眼睛里，活在每一声从心里喊出来的"谢谢"里。那道彩虹从未消失。它将永远不会消失。

她跪下去的那一刹那，身后的堤坝垮塌了。第二个跪下了，第三个跪下了，第十个跪下了，第一百个跪下了。一片一片的，一排一排的，像麦子被风齐刷刷地压倒。三千多人，黑压压地跪满了整个操场。有人把额头抵在冰凉的地面上；有人高举着双臂向天；还有幼小的孩子懵懂地跟着大人跪下，却歪着头，在人群的缝隙里寻找拉贝的身影，找到了，就定定地望着，眼珠乌黑乌黑的，一眨不眨。

     拉贝慌了。他活了五十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他冲过去想扶起最前面那位老妇人，可她不肯起来。他又去扶第二个，第三个，可扶起一个，又跪下两个。他最终放弃了，就那样站在三千多个跪着的人中间，一个德国商人，被一群无家可归的

  作者简介  王恩献，原籍山东省莘县，久居济南市。曾从军从政——做过新闻、宣传、行政管理、纪检监察工作。曾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于“山东省模范公务员”称号，省直部门公务员退休。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诗刊子曰诗社社员，山东氏词学会会员。曾任山东散文学会副秘书长等职。在报纸杂志发表诗词、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大量新闻作品，多次荣获全国和全省奖励，作品入选多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