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漯河逃走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父亲一生命运多舛。
父亲是从上学这条路上走出去的，西安邮电学校毕业后，被陕西电信管理局分配至河南漯河工作。那时，“陕西电信管理局”还比较牛，管的很宽，不光管着陕西，还管着甘、宁、青、绥远、河南、山西及安徽长江以北地区，一年后的1946年，甘、宁、青等地从陕西手心里蹦了出去，但河南还是生生地被陕西电信管理局摁在怀里。所以父亲从西安到河南，就算不得异地分配了。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父亲，年轻、有文化，被委以重任，干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收发电报工作。父亲的脚步能及的是筛子大个圈圈，但父亲发出的滴滴哒哒的电报飞遍大江南北。父亲对那些电码倒背如流，以至于几十年后，孙辈们吵闹时，父亲会不由自主地用这拐那栋代码制止孩子。孩子们云里雾里，照样大呼小叫，父亲一急，又是一番滴滴哒哒。父亲在漯河干得如鱼得水，从没想过掉个头，拐个弯。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时间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工作后还没回过家的父亲，筹划着这月工资发了，好回陕西探亲。父亲出身农家，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祖父从没奢望供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面，当然也没这个能力。小学还没念完，父亲就面临辍学。住隔壁的一个父亲称之堂爷的，家境殷实，走过州过过县，见父亲失学，说这娃不念书可惜了，开始供父亲上学。父亲也争气，在堂爷的资助下跳出了农门。拿工资的第一个月，父亲就心下想，要好好报答恩人。因此这次探亲，父亲已筹划多时，早早买好一个宜兴紫砂壶，准备送给堂爷。他把茶壶内包一层外包一层，装在行李包里，单等上路了。但那一月父亲左等右等，没等来工资，却等来了一声炮响。共产党和国民党交火了，解放战争在郑州正式打响。一时间，河南全域硝烟弥漫，通讯中断，交通瘫痪，人心惶惶。
叶落归根！
这想法不仅仅上了年龄的人才有，危难时，五岁的碎娃第一反应也是回家。
“回老家去！”兵荒马乱中，父亲产生了这个想法。
更何况，老家陕西当时“平安无事”（西安，1949年5月才解放）。
当时漯河局陕西籍的职工除父亲外还有两个，三个乡党一碰面，不谋而合，异口同声说：“走，回。”
漯河到西安，五百多公里，当初父亲去河南，坐的是陇海线，如今，陇海线被战争炸得魂飞魄散，要想回家，只能步行。
长拖拖的路，不可能一步跨回来，得边走边休整。父亲想到了同学，沿途很多地方，都分配有同学，最近的郑州就有。于是决定，把每一个同学所在地，作为他的中转站，像接力赛样一站一站接回西安。规划后，父亲他们开始物色车夫。鸡零狗碎的生活用品实在太多，虽值不了几个钱，但一件一件再置办，却是一大笔开销，穷家难舍值千金哩。对农村长大的父亲来说，有时一根柴棍棍都能压死人，更何况，扔了的话，当下手就瘩住。和车夫约好启程日期、目的地及报酬后，父亲又在附近找了一位农妇，让帮烙几张锅盔。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过去人出门，腰里盘缠硬不硬成不要紧，不背几张锅盔，门都不敢出。找妇女烙馍，除解决路上吃饭问题外，父亲心里还有一个小九九，毕竟工作了一段时间，多多少少还攒下些银两，怎么平安带回来，让父亲作难了好久。翻来覆去考虑后，他想到一个稳妥的办法，把银元烙进锅盔。就在妇女烙到一半时，父亲心里又长出一个忧虑：万一被发现，一锅端了咋办！于是又取出一部分装进口袋。
几乎同时,这部分银元的去处，已经在父亲头脑里生了根。
出发前一天，父亲叮咛车夫送来架子车，说我们提前装好行李，明天你只管上路。支开车夫后，父亲轻手轻脚拔掉气门，放瘪胎气，再别开外胎，一枚一枚把剩余的银元放进去，最后把气打饱。做完这一切，父亲又拉起架子车走了走，听到轮胎摩擦地面的嚓嚓声，并不见有异常的响声传出，父亲的心这才稳稳的落回肚里。
初秋的中原大地，刚刚卸下果实，一望无际地坦荡在阳光下，按说正是秋播的时候，田间地头人欢马叫才是，但此刻，充斥的却是硝烟和炮火。为安全起见，父亲一行有意穿着破烂，弯腰弓背，脸上灰一道土一道的，混迹在逃难的人群里。
万万没想到，第一站郑州还没到，整个行程计划就被打碎了。尽管衣着和其他逃难的没啥两样，也许工作人员气质与众不同吧，走出漯河不远，就被解放军挡住搜查了。先是身上，再是架子车，尽管行李被翻得狼藉不堪，但望着两个架子车轮胎，父亲心里稳如泰山，只要它们在，哪怕山高路阻。当检查人员开始拆卸架子车轮胎时，父亲知道一切完了。果不其然，藏在其中的银元一颗也没有幸免，全被搜走了。
解放军一边搜查，一边审问，当得知父亲是知识分子时，力劝父亲弃暗投明，跟共产党走。父亲义正言辞拒绝道，我要回家。解放军穷追不舍继续做工作，父亲始终不松口。纠缠了半天，趁解放军不备，几个人匆忙溜了。
为防止浩浩荡荡再惹麻烦，加之银两被没收，父亲辞了车夫，扔了行李，连紫砂壶也没留，只背几张锅盔，就净身上路了。
一路，走得实在艰辛，特别是河南段，枪林弹雨的，一天根本走不了几公里，炮来了要躲，枪响了要躲。饥了，在脊背后面拧一蛋馍，渴了，雨水也喝，河水也喝，困了，却是不敢睡觉的。父亲拧馍是有讲究的，第一个锅盔吃完了，吃第二个，第二个吃完了，却不吃第三个，而是把第三个抽出来，再插到剩余的几个馍中间。又开始从第四个身上拧。一进陕西，远离炮火，三个人顾不得高兴，找户人家，呼呼地睡了一天。睡起来，又赶路了。
等父亲他们赶到西安，已是一月以后的事了。一进陕西电信管理局，顾不上休整，父亲第一个做的是先把锅盔抱进怀里。其时，父亲的背上只剩下一个馍了，就是他翻来倒去的第三个锅盔，自然就是肚里装钱的那一个。父亲小心翼翼一一将“袁大头”抠出。望着历尽千辛，躲过枪林弹雨好不容易才回到西安的几枚银元，父亲百感交集，禁不住眼眶潮湿。和着泪水，他一口一口咽着干硬的锅盔馍。
回到总局，就像大难不死的人回到家里，心展展的妥了。心一松，日常琐屑就凸现出来，父亲他们几个这才发现要被子没被子，要盆子没盆子，吃喝拉撒都是问题，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向总局申请补助。父亲是他们中唯一能提起笔杆的人，那两个没进过学校，于是他们就推举父亲代书了一份申请，然后又由父亲郑重地写上他们三个的名字。
三个人的生活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但申请书里的两个字，像一把䦆头，给父亲后来的人生挖下了一个巨大的坑。
很快，父亲被再次分配到宝鸡电信管理局工作。
在宝鸡还没站稳脚跟，1949年5月，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又撵到了宝鸡。国民党政府要求电信局集体撤退。通讯和交通一样，都是国家命脉，是兵家必争之业，哪个政府会轻易放弃呢。这时辰，国民党还没有意识到大势已去，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对撤退方案安排的很具体：宝鸡电信局撤退至汉中。行囊已收拾停当，几辆大卡车也在门口整装待发，只等大家登车，然后绝尘而去。
就在同事们蜂拥而上的时候，趁着混乱，父亲装出内急的样子溜进了厕所。
这个时候的父亲也许并没有考虑跟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个政治问题，他唯一想的是不离开家乡。在厕所没做停留，父亲翻过墙头，闪电一般消失在汪洋大海般的庄稼地里。
东躲西藏中，密集的枪炮声越来越来稀疏，越来越来稀疏。当再也闻不到战争的硝烟时，父亲这才从藏匿中走出来。五月天，春风和煦，阳光灿烂，父亲的心情却阴沉灰暗。举目四望，物是人非，父亲一时不知何去何从。茫然中，竟不知不觉走到了电信局门口。
此时的电信局，已被共产党接管，同样物是人非。一名解放军见父亲长时间徘徊在门前，上前询问，当得知父亲读过书，又是熟悉业务的邮电人时，便同意接纳父亲。这样，父亲又一次成了宝鸡电信局一名职工。
和在漯河时一样，父亲很快就如鱼得水了，不同的是，在漯河时，父亲干的一线工作，在宝鸡，父亲很快就被提为中层领导，不再滴滴哒哒地接发电报，而是南里北里开会，东里西里学习，还把家属从农村带到了城里，且生了一儿一女，父亲给老大老二名字里都起了一个“宝”字，取宝鸡出生之意，足可见父亲对宝鸡感情之深。
就在父亲对宝鸡这座城市愈来愈厚爱的时候，上级一纸调令，将父亲调至户县，任户县邮电局局长。
父亲于是拖家带口到户县走马上任。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父亲一生最光芒四射的时候。除局长这个身份外，更重要的是，父亲的文章频频见报，啥体裁都有，工作通讯也发，小说散文也发。如果说父亲是一棵树，那么这棵树在户县这方沃土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何况，在此期间，父亲又添了一儿一女。眼下的父亲，完全可以说，事业有成，家丁兴旺。如果说有遗憾的话，那就是母亲没有工作，全家大大小小六张嘴，都需要父亲的工资去养，但母亲说，日子一点都不紧张，因为父亲每月的稿费就足够一家吃喝了。
家里日子宽裕，国家日子却一日一日走到了难处。1959年，全国各地出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粮食大面积减产，加之勒紧裤带给苏联还债，一时间，饥荒遍地。为了生存，人们吃树皮、吃树叶，把玉米棒的芯泡软，磨成面也吃。树皮剥完了，树叶捋光了，饥不择食的人们开始吃“观音土”。据统计，从1959年到1960年全国总人口聚减1000万。面对这种情况，1961年，国家发出号召，要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家属，回农村支援农业生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下放”。父亲是局长，自然不可能被下走，但父亲身后的家属，却是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的。起初，单位安排母亲和几个孩子到户县县城附近的一个生产队落户，但母亲想，独门独户在那里，还不如回老家，反正都是农村。这样，母亲便带着四个孩子一个跟头从城里栽到了农业社。
秦岭山绿了、黄了。黄了、绿了。不知从哪天开始，街上标语渐渐多起来，后来就铺天盖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是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夜间，天翻地覆，父亲下午还在邮电局局长位置上坐着，后半夜就被砸开门，揪起来，贬到了户县运输公司，定性为走资派，还被管制起来。红卫兵背着枪，门口一站，要父亲低头认罪。起初父亲糊里糊涂，不知自己罪在何处，愤怒的红卫兵质问父亲，你不是会写申请么！你不是会叫“共匪”么！父亲一听，一下瘫软在地，他恍然记起，从河南逃回来的补助申请上，自己确实用到“共匪”两个字。但那时西安是国民党统治，他总不能手伸向国民党，嘴里喊国产党好共产党好么 。当然这话父亲是不敢说出口的，他只有老老实实写检查，写认识，挖自己的思想深处。每一份检讨书红卫兵都要一字一句验收，很多时候，他们没看几行，就把检讨书揉成团，朝父亲脸上砸去，厉声命令，另写。父亲忍气吞声捡起他的检讨，绞尽脑汁开始修改。有时一个检讨写一天，半夜了，红卫兵还验收不上，父亲常常夜以继日只为同一份检讨。红卫兵人多，你站一会岗，他站一会儿岗，你吃了换他去吃。而父亲，检查没验上，不给吃，不准睡。熬了一夜的父亲天亮后还要去游街，街上人山人海，口号声阵阵，一溜儿走资派每人戴一顶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写着“走资派xxx”,一手提锣，一手举槌，一边走一边敲，就这样，一个单位挨一个单位游。父亲最恐惧去邮电局，曾经在那里吆五喝六的人，现在众目睽睽下，被人踢屁股、扭脖子，肆意虐待。每次临近老单位，父亲都恨不得给脸上抹上厚厚的泥吧，好掩饰他的真面目。到了邮局门口，看着昔日的下属，父亲的头弯到了脚面，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个时候，他才真真切切体会到啥叫无地自容。多少次，父亲动过自杀念头，运输公司墙外就是火车道，脚一抬轻而易举就能永远解脱，但想到家庭，想到孩子，他犹豫了。一天，父亲发现游街队伍少了几人，以为他们“解放”了，悄悄一问，才知三个卧轨了，两个喝药了。那一刻，父亲不知怎么竟生出羡慕来。人绝望到极点，结束生命无疑是最好的解脱。傅雷夫妇就是例子，这位中国翻译界巨匠、美术批评家，跪了四天三夜后，望着花园里自己精心栽培的月季连根拔掉，看着书柜里的信件全被烧毁，他再也不想承受这样的侮辱，和妻子把一床被单撕成长条，双双吊在窗框上告别了人世。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挺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但能肯定的是，他一定在解脱还是活下去的矛盾斗争中，一次次地撕裂着自己的内心。
父亲长时间的杳无音信，让远在老家的母亲担心不已。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小小的沿村也不例外，天天红旗猎猎，口号阵阵。那天，批斗的是“右派”xxx，批判会开始，主持人高喝：“把右派分子xxx押上来。”被绳索捆绑的“老右”，被几个民兵连踢带跘押了上去。主持人又喝令：xxx向毛主席请罪！主席台正中挂着一幅毛主席像。老右刚转过身，后面的民兵便照他的腿弯狠踹一脚，老右扑嗵一声跪了下去，头狠狠地撞在地上，登时鲜血直流。他口中念念有词请完罪，支持人又喝令他面朝会场跪下，接着是积极分子宣读批判稿，每读一段，便有人带领群众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右派分子xxx”。会场吼声如雷。批斗会结束，接着要游街。此时的老右满脸是血、面目全非，他刚抬起头，就被民兵一脚从台上踢到台下，翻个跟头的老右抱住腿，吱吱哇哇缩成一团，他腿折了。大家以为今天的游街不再举行，暗自高兴能早点回家，没想到，老右被扔上一支担架，游街如期举行。老右不是沿村人，是下放来改造的。听说老右是城里一所中学的校长，一次在组织教职工政治学习时，念到林副主席“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时，老右现场发挥，说，我看不是顶一万句，是顶一千万句。结果以篡改领袖语录罪被打成右派。看着痛苦不堪的老右，母亲满脑子想的是父亲，不知当局长的父亲会不会和当校长的老右一样，被卷进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这样想着，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别人举拳头喊口号，她也跟着举手，但就是不出声。
母亲的担忧很快得到证实。
为了把这场运动更全面更深入开展下去，为了搜集更多父亲罪证，户县运输公司派两组人马分赴漯河和沿村进行外调。单位人一来沿村，母亲立即被叫去配合调查。母亲在户县生活多年，对户县人的衣着、语言十分熟悉，当母亲迈入大队部，看到两张陌生的面孔、听到曾经熟悉的方言时，心里镜儿似的明白：父亲出事了。
明白过来的母亲，顿感天旋地转。这节骨眼上单位来人，无非两个结果：要么没人了，要么有事了。
也许一袋烟的功夫，也许一顿饭的功夫，当母亲摇摇晃晃从大队部出来时，脑子一片空白，她只知道，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外调人员住村小。至于调查人员问些啥，一概不记得了。
从此，母亲的脑子乱成了猪娃市，一会儿父亲，一会儿老右，刚还是血肉模糊的老右，突然又幻化成了父亲。就这样，父亲和老右争先恐后，搅扰得母亲寝食不安。
调查父亲的工作并未罢休，户县运输公司隔三岔五还派人去漯河和沿村。后来听去漯河的同事说，他们回来，交不了差，再去再回来还交不了差，又去。几年间，几乎把去漯河的路踩成了一道沟。来沿村回数多了，母亲也多了心眼，暗中安排“王二小”侦查，王小二就是我哥，其时正上村小，母亲让我哥在学校多留心，如果有陌生人出现的话，就及时告诉她，我哥果然就充当小侦查员的角色，多次给母亲通风报信。每次从大队回来，母亲的脸色要阴沉好久，子女们知道情况不妙，在家里都乖乖的不敢惹是生非。这样的外调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大姐结婚生子后，户县运输公司的调查，伸胳膊展腿都延伸到了她婆家。文革结束后，父亲的一位同事去彬县拉煤，路过礼泉来我家，看了我家的厦子房后，感慨地说，连个大房都没有，还把老宁调查了多年。这是后话。
调查人员每来一次，母亲的心就揪紧一次，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母亲知道父亲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担惊中，母亲决定派我大姐去户县看看。
我大姐那时十四五岁，还未成年，已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了，平时和母亲一起泥里水里的。礼泉到户县，算不上遥远，却曲里拐弯，先得想办法从沿村到礼泉，再从礼泉乘班车到西安，最后由西安坐火车去户县。因为不直达，要在西安住一晚，母亲左右为难，让娃去吧，操不尽的心，不去吧，又不知道父亲的情况。因此每次送大姐走，都要七簸箕八筛子叮咛一河滩，说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说晚上住澡堂。过去有些澡堂，晚上送完最后一拨客人后，还招住客，就洗澡人穿衣服那床，湿漉漉的，便宜。母亲除想少花钱外，关键是她认为澡堂人多，相对安全些。隆冬时节，风带着哨跑过去 跑过来，大姐蜷缩在墙角，眼巴巴瞅着澡堂大门。喧闹落下去了，路灯光落下去了，夜一步步走到了深处，当最后一个洗澡者头冒热气畏畏缩缩出来后，大姐这才上前登记住宿。澡堂环境潮湿，灯光昏暗，加之住宿者面孔陌生，大姐又紧张又害怕，眼一夜都不敢合。挨到天亮，晕晕乎乎走上街，被一个中年男子挡住，问，女子，你去哪里？姐年龄小，没有提防心，就一五一十告诉了。男子装出喜出望外的样子，惊讶道，咋这么巧，我是你爸同事，也回户县。走，叔带你。第一次单独出门，本就提心吊胆，半路遇上伴，而且一直能引到单位，大姐高兴不已，就步伐轻盈地随那人走了。
走出不远，姐突然想起临走时母亲的再三叮咛，也许，她也感觉出异常，趁那人不备，又跑回到澡堂。喘几口气，感觉安全后，姐这才到火车站买票去户县。
其时，父亲已被发配到户县火车站当装卸工，进行劳动改造。火车不分昼夜跑，货物不分昼夜到达，父亲就不分昼夜装卸。每天天不亮，父亲就要从运输公司赶往火车站，望着熟睡中的女儿，父亲心里十分内疚，娃远天远地来，他却不能陪伴，他只有默默地给娃放好全天的饭票，有时给留个纸条叮咛几句就走了。大姐后来说，父亲每晚回来都半夜了，几次开门声把她吵醒，那天外面正下着雨，父亲衣服湿透，满头满身的沙子，坐在床边一脱鞋，淌出半脸盆泥水水。看着此情此景，钻在被窝的姐伤心地偷偷抹眼泪。
回到沿村，姐轻描淡写给母亲说没事，人好着呢。一转身，却泪如泉涌。母亲看出姐有所隐瞒，一再追问，姐始终不透露，只避重就轻说了差点被骗走的事。母亲听罢，比听到父亲成了走资派还惊骇不已。以至几十年后，母亲说起姐的这次经历，仍心有余悸，一连声地说，真让人骗走了看咋处呀。
姐再去户县，母亲就加派我二哥跟着，说两人有个照应。二哥比大姐小六七岁，同样不谙世事，帮不了忙不说，还多了份操心。两个人去的时候还顺当，返回时就出问题了。西安新西北站是姐弟俩要下车的地方，每次从户县回来，姐就瞅新西北那大大的三个字，那三个字一出现，姐就知道该下车了。但那天，火车停的早，离新西北还有点距离，姐没看到站名，以为还没到。当火车再起步咣咣当当，姐这才看见“新西北”。但为时已晚，火车已风驰电掣般朝郊外冲去。
再停时，已是下一个站。见车一停，姐弟俩顾不得多想，一个蹦子跳下来。这是哪里，在西安东还是在西安南。茫然四顾，只见周围成片的庄稼地，绵延的秦岭扑入视野，姐弟俩愣住了。辨别了半天，仍稀里糊涂，不知所措。姐毕竟大些，思考了半天，最后干脆简单化：沿铁路往回走。只要不丢铁轨，不管远远近近，肯定能走回新西北。这样决定后，两个人没敢出站，就顺来时的路线往回返。铁轨很不安分，一会儿上桥，一会儿下沟。姐弟俩也跟着不安分，火车上桥他们上桥，火车下沟他们下沟。姐边走边训斥哥，说引个你，一点心都不知道操。哥嘴上不敢犟，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样子，心里却不服气，说你走错了还怪我！
走到天黑，“新西北”才出现。一看见这三个字，就像溺水的人上了岸，两人心一松，瘫坐在地上。
接下来，母亲再也不敢派娃出门了。
让谁去？母亲转了几个圈圈，最后叫来叔父。叔父是晚上时悄悄溜进我家的，父亲打倒的事，村上人尽皆知，大家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家，平时走动密切的几户本家，也不再来串门，一副担心受牵连的样子。母亲给叔父一二三做叮咛，让叔父去户县看看情况，并且不能闪面，不能让人发现，最后母亲塞给叔父一些盘缠，叫叔父天不亮就出村。
第三天晚上，叔父回来了，和走时进我家一样，也是晚上悄悄溜进来的，母亲急切地问见人来么？叔父说见来。母亲身子一抖，眼里就盛满了泪。其时父亲已到了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干校在户县乡下，叔父又是倒车又是步行总算找到了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一片庄稼地中间蹲几间宿舍。叔父到时，太阳还在西天挂着，他牢记母亲的话，没敢冒冒失失闯进去，而是潜伏在玉米地里窥探。夜幕浓了，叔父这才悄悄溜出来，哈着腰，轻手轻脚向那排宿舍后面摸去。每间宿舍的灯几乎都亮着，叔父一个窗子挨一个窗子寻找，终于在一个窗子里发现了父亲的身影。叔父敛声屏气，如履薄冰，隐身窗户下仔细观察。父亲伏案疾书，不知写检讨还是什么，写一会，父亲起身倒了杯茶，又用毛巾擦了把脸，接着又坐到桌前。期间，并没有他人出入父亲房间，叔父判断，父亲应该自由着。叔父的心落回肚子，又神不知鬼不觉回来了。
五七干校改造完后，父亲又回到了运输公司，随着文化大革命浪潮渐渐远去，父亲慢慢回归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快退休时，从户县调回礼泉，最后普普通通的叶落归根了。
父亲一生遇到的坑，是我们家的一块伤疤，几十年来，家人很少提及，都百般回避着，好像压根没发生过似的。如今父母离世了，在带走一个时代的同时，也带走了这段往事。他们唯一留给儿女的是勤劳和节俭的生活方式。
作者简介 宁会丽，礼泉西张堡沿村人，中学语文教师，先后在《飞天》、《短篇小说》、《延安文学》、《咸阳报》、《甘肃工人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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