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漯河逃走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父亲一生命运多舛。
父亲是从上学这条路上走出去的,西安邮电学校毕业后,被陕西电信管理局分配至河南漯河工作。那时,“陕西电信管理局”还比较牛,管的很宽,不光管着陕西,还管着甘、宁、青、绥远、河南、山西及安徽长江以北地区,一年后的1946年,甘、宁、青等地从陕西手心里蹦了出去,但河南还是生生地被陕西电信管理局摁在怀里。所以父亲从西安到河南,就算不得异地分配了。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父亲,年轻、有文化,被委以重任,干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收发电报工作。父亲的脚步能及的是筛子大个圈圈,但父亲发出的滴滴哒哒的电报飞遍大江南北。父亲对那些电码倒背如流,以至于几十年后,孙辈们吵闹时,父亲会不由自主地用这拐那栋代码制止孩子。孩子们云里雾里,照样大呼小叫,父亲一急,又是一番滴滴哒哒。父亲在漯河干得如鱼得水,从没想过掉个头,拐个弯。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时间不知不觉走到了一九四八年十月,工作后还没回过家的父亲,筹划着这月工资发了,好回陕西探亲。父亲出身农家,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祖父从没奢望供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面,当然也没这个能力。小学还没念完,父亲就面临辍学。住隔壁的一个父亲称之堂爷的,家境殷实,走过州过过县,见父亲失学,说这娃不念书可惜了,开始供父亲上学。父亲也争气,在堂爷的资助下跳出了农门。拿工资的第一个月,父亲就心下想,要好好报答恩人。因此这次探亲,父亲已筹划多时,早早买好一个宜兴紫砂壶,准备送给堂爷。他把茶壶内包一层外包一层,装在行李包里,单等上路了。但那一月父亲左等右等,没等来工资,却等来了一声炮响。共产党和国民党交火了,解放战争在郑州正式打响。一时间,河南全域硝烟弥漫,通讯中断,交通瘫痪,人心惶惶。
叶落归根!
这想法不仅仅上了年龄的人才有,危难时,五岁的碎娃第一反应也是回家。
“回老家去!”兵荒马乱中,父亲产生了这个想法。
更何况,老家陕西当时“平安无事”(西安,1949年5月才解放)。
当时漯河局陕西籍的职工除父亲外还有两个,三个乡党一碰面,不谋而合,异口同声说:“走,回。”
漯河到西安,五百多公里,当初父亲去河南,坐的是陇海线,如今,陇海线被战争炸得魂飞魄散,要想回家,只能步行。
长拖拖的路,不可能一步跨回来,得边走边休整。父亲想到了同学,沿途很多地方,都分配有同学,最近的郑州就有。于是决定,把每一个同学所在地,作为他的中转站,像接力赛样一站一站接回西安。规划后,父亲他们开始物色车夫。鸡零狗碎的生活用品实在太多,虽值不了几个钱,但一件一件再置办,却是一大笔开销,穷家难舍值千金哩。对农村长大的父亲来说,有时一根柴棍棍都能压死人,更何况,扔了的话,当下手就瘩住。和车夫约好启程日期、目的地及报酬后,父亲又在附近找了一位农妇,让帮烙几张锅盔。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过去人出门,腰里盘缠硬不硬成不要紧,不背几张锅盔,门都不敢出。找妇女烙馍,除解决路上吃饭问题外,父亲心里还有一个小九九,毕竟工作了一段时间,多多少少还攒下些银两,怎么平安带回来,让父亲作难了好久。翻来覆去考虑后,他想到一个稳妥的办法,把银元烙进锅盔。就在妇女烙到一半时,父亲心里又长出一个忧虑:万一被发现,一锅端了咋办!于是又取出一部分装进口袋。
几乎同时,这部分银元的去处,已经在父亲头脑里生了根。
出发前一天,父亲叮咛车夫送来架子车,说我们提前装好行李,明天你只管上路。支开车夫后,父亲轻手轻脚拔掉气门,放瘪胎气,再别开外胎,一枚一枚把剩余的银元放进去,最后把气打饱。做完这一切,父亲又拉起架子车走了走,听到轮胎摩擦地面的嚓嚓声,并不见有异常的响声传出,父亲的心这才稳稳的落回肚里。
初秋的中原大地,刚刚卸下果实,一望无际地坦荡在阳光下,按说正是秋播的时候,田间地头人欢马叫才是,但此刻,充斥的却是硝烟和炮火。为安全起见,父亲一行有意穿着破烂,弯腰弓背,脸上灰一道土一道的,混迹在逃难的人群里。
万万没想到,第一站郑州还没到,整个行程计划就被打碎了。尽管衣着和其他逃难的没啥两样,也许工作人员气质与众不同吧,走出漯河不远,就被解放军挡住搜查了。先是身上,再是架子车,尽管行李被翻得狼藉不堪,但望着两个架子车轮胎,父亲心里稳如泰山,只要它们在,哪怕山高路阻。当检查人员开始拆卸架子车轮胎时,父亲知道一切完了。果不其然,藏在其中的银元一颗也没有幸免,全被搜走了。
解放军一边搜查,一边审问,当得知父亲是知识分子时,力劝父亲弃暗投明,跟共产党走。父亲义正言辞拒绝道,我要回家。解放军穷追不舍继续做工作,父亲始终不松口。纠缠了半天,趁解放军不备,几个人匆忙溜了。
为防止浩浩荡荡再惹麻烦,加之银两被没收,父亲辞了车夫,扔了行李,连紫砂壶也没留,只背几张锅盔,就净身上路了。
一路,走得实在艰辛,特别是河南段,枪林弹雨的,一天根本走不了几公里,炮来了要躲,枪响了要躲。饥了,在脊背后面拧一蛋馍,渴了,雨水也喝,河水也喝,困了,却是不敢睡觉的。父亲拧馍是有讲究的,第一个锅盔吃完了,吃第二个,第二个吃完了,却不吃第三个,而是把第三个抽出来,再插到剩余的几个馍中间。又开始从第四个身上拧。一进陕西,远离炮火,三个人顾不得高兴,找户人家,呼呼地睡了一天。睡起来,又赶路了。
等父亲他们赶到西安,已是一月以后的事了。一进陕西电信管理局,顾不上休整,父亲第一个做的是先把锅盔抱进怀里。其时,父亲的背上只剩下一个馍了,就是他翻来倒去的第三个锅盔,自然就是肚里装钱的那一个。父亲小心翼翼一一将“袁大头”抠出。望着历尽千辛,躲过枪林弹雨好不容易才回到西安的几枚银元,父亲百感交集,禁不住眼眶潮湿。和着泪水,他一口一口咽着干硬的锅盔馍。
回到总局,就像大难不死的人回到家里,心展展的妥了。心一松,日常琐屑就凸现出来,父亲他们几个这才发现要被子没被子,要盆子没盆子,吃喝拉撒都是问题,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向总局申请补助。父亲是他们中唯一能提起笔杆的人,那两个没进过学校,于是他们就推举父亲代书了一份申请,然后又由父亲郑重地写上他们三个的名字。
三个人的生活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但申请书里的两个字,像一把䦆头,给父亲后来的人生挖下了一个巨大的坑。
很快,父亲被再次分配到宝鸡电信管理局工作。
在宝鸡还没站稳脚跟,1949年5月,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又撵到了宝鸡。国民党政府要求电信局集体撤退。通讯和交通一样,都是国家命脉,是兵家必争之业,哪个政府会轻易放弃呢。这时辰,国民党还没有意识到大势已去,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对撤退方案安排的很具体:宝鸡电信局撤退至汉中。行囊已收拾停当,几辆大卡车也在门口整装待发,只等大家登车,然后绝尘而去。
就在同事们蜂拥而上的时候,趁着混乱,父亲装出内急的样子溜进了厕所。
这个时候的父亲也许并没有考虑跟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个政治问题,他唯一想的是不离开家乡。在厕所没做停留,父亲翻过墙头,闪电一般消失在汪洋大海般的庄稼地里。
东躲西藏中,密集的枪炮声越来越来稀疏,越来越来稀疏。当再也闻不到战争的硝烟时,父亲这才从藏匿中走出来。五月天,春风和煦,阳光灿烂,父亲的心情却阴沉灰暗。举目四望,物是人非,父亲一时不知何去何从。茫然中,竟不知不觉走到了电信局门口。
此时的电信局,已被共产党接管,同样物是人非。一名解放军见父亲长时间徘徊在门前,上前询问,当得知父亲读过书,又是熟悉业务的邮电人时,便同意接纳父亲。这样,父亲又一次成了宝鸡电信局一名职工。
和在漯河时一样,父亲很快就如鱼得水了,不同的是,在漯河时,父亲干的一线工作,在宝鸡,父亲很快就被提为中层领导,不再滴滴哒哒地接发电报,而是南里北里开会,东里西里学习,还把家属从农村带到了城里,且生了一儿一女,父亲给老大老二名字里都起了一个“宝”字,取宝鸡出生之意,足可见父亲对宝鸡感情之深。
就在父亲对宝鸡这座城市愈来愈厚爱的时候,上级一纸调令,将父亲调至户县,任户县邮电局局长。
父亲于是拖家带口到户县走马上任。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父亲一生最光芒四射的时候。除局长这个身份外,更重要的是,父亲的文章频频见报,啥体裁都有,工作通讯也发,小说散文也发。如果说父亲是一棵树,那么这棵树在户县这方沃土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何况,在此期间,父亲又添了一儿一女。眼下的父亲,完全可以说,事业有成,家丁兴旺。如果说有遗憾的话,那就是母亲没有工作,全家大大小小六张嘴,都需要父亲的工资去养,但母亲说,日子一点都不紧张,因为父亲每月的稿费就足够一家吃喝了。
家里日子宽裕,国家日子却一日一日走到了难处。1959年,全国各地出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粮食大面积减产,加之勒紧裤带给苏联还债,一时间,饥荒遍地。为了生存,人们吃树皮、吃树叶,把玉米棒的芯泡软,磨成面也吃。树皮剥完了,树叶捋光了,饥不择食的人们开始吃“观音土”。据统计,从1959年到1960年全国总人口聚减1000万。面对这种情况,1961年,国家发出号召,要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家属,回农村支援农业生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下放”。父亲是局长,自然不可能被下走,但父亲身后的家属,却是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的。起初,单位安排母亲和几个孩子到户县县城附近的一个生产队落户,但母亲想,独门独户在那里,还不如回老家,反正都是农村。这样,母亲便带着四个孩子一个跟头从城里栽到了农业社。
秦岭山绿了、黄了。黄了、绿了。不知从哪天开始,街上标语渐渐多起来,后来就铺天盖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是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夜间,天翻地覆,父亲下午还在邮电局局长位置上坐着,后半夜就被砸开门,揪起来,贬到了户县运输公司,定性为走资派,还被管制起来。红卫兵背着枪,门口一站,要父亲低头认罪。起初父亲糊里糊涂,不知自己罪在何处,愤怒的红卫兵质问父亲,你不是会写申请么!你不是会叫“共匪”么!父亲一听,一下瘫软在地,他恍然记起,从河南逃回来的补助申请上,自己确实用到“共匪”两个字。但那时西安是国民党统治,他总不能手伸向国民党,嘴里喊国产党好共产党好么 。当然这话父亲是不敢说出口的,他只有老老实实写检查,写认识,挖自己的思想深处。每一份检讨书红卫兵都要一字一句验收,很多时候,他们没看几行,就把检讨书揉成团,朝父亲脸上砸去,厉声命令,另写。父亲忍气吞声捡起他的检讨,绞尽脑汁开始修改。有时一个检讨写一天,半夜了,红卫兵还验收不上,父亲常常夜以继日只为同一份检讨。红卫兵人多,你站一会岗,他站一会儿岗,你吃了换他去吃。而父亲,检查没验上,不给吃,不准睡。熬了一夜的父亲天亮后还要去游街,街上人山人海,口号声阵阵,一溜儿走资派每人戴一顶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写着“走资派xxx”,一手提锣,一手举槌,一边走一边敲,就这样,一个单位挨一个单位游。父亲最恐惧去邮电局,曾经在那里吆五喝六的人,现在众目睽睽下,被人踢屁股、扭脖子,肆意虐待。每次临近老单位,父亲都恨不得给脸上抹上厚厚的泥吧,好掩饰他的真面目。到了邮局门口,看着昔日的下属,父亲的头弯到了脚面,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个时候,他才真真切切体会到啥叫无地自容。多少次,父亲动过自杀念头,运输公司墙外就是火车道,脚一抬轻而易举就能永远解脱,但想到家庭,想到孩子,他犹豫了。一天,父亲发现游街队伍少了几人,以为他们“解放”了,悄悄一问,才知三个卧轨了,两个喝药了。那一刻,父亲不知怎么竟生出羡慕来。人绝望到极点,结束生命无疑是最好的解脱。傅雷夫妇就是例子,这位中国翻译界巨匠、美术批评家,跪了四天三夜后,望着花园里自己精心栽培的月季连根拔掉,看着书柜里的信件全被烧毁,他再也不想承受这样的侮辱,和妻子把一床被单撕成长条,双双吊在窗框上告别了人世。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挺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但能肯定的是,他一定在解脱还是活下去的矛盾斗争中,一次次地撕裂着自己的内心。
父亲长时间的杳无音信,让远在老家的母亲担心不已。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小小的沿村也不例外,天天红旗猎猎,口号阵阵。那天,批斗的是“右派”xxx,批判会开始,主持人高喝:“把右派分子xxx押上来。”被绳索捆绑的“老右”,被几个民兵连踢带跘押了上去。主持人又喝令:xxx向毛主席请罪!主席台正中挂着一幅毛主席像。老右刚转过身,后面的民兵便照他的腿弯狠踹一脚,老右扑嗵一声跪了下去,头狠狠地撞在地上,登时鲜血直流。他口中念念有词请完罪,支持人又喝令他面朝会场跪下,接着是积极分子宣读批判稿,每读一段,便有人带领群众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打倒右派分子xxx”。会场吼声如雷。批斗会结束,接着要游街。此时的老右满脸是血、面目全非,他刚抬起头,就被民兵一脚从台上踢到台下,翻个跟头的老右抱住腿,吱吱哇哇缩成一团,他腿折了。大家以为今天的游街不再举行,暗自高兴能早点回家,没想到,老右被扔上一支担架,游街如期举行。老右不是沿村人,是下放来改造的。听说老右是城里一所中学的校长,一次在组织教职工政治学习时,念到林副主席“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时,老右现场发挥,说,我看不是顶一万句,是顶一千万句。结果以篡改领袖语录罪被打成右派。看着痛苦不堪的老右,母亲满脑子想的是父亲,不知当局长的父亲会不会和当校长的老右一样,被卷进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这样想着,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别人举拳头喊口号,她也跟着举手,但就是不出声。
母亲的担忧很快得到证实。
为了把这场运动更全面更深入开展下去,为了搜集更多父亲罪证,户县运输公司派两组人马分赴漯河和沿村进行外调。单位人一来沿村,母亲立即被叫去配合调查。母亲在户县生活多年,对户县人的衣着、语言十分熟悉,当母亲迈入大队部,看到两张陌生的面孔、听到曾经熟悉的方言时,心里镜儿似的明白:父亲出事了。
明白过来的母亲,顿感天旋地转。这节骨眼上单位来人,无非两个结果:要么没人了,要么有事了。
也许一袋烟的功夫,也许一顿饭的功夫,当母亲摇摇晃晃从大队部出来时,脑子一片空白,她只知道,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外调人员住村小。至于调查人员问些啥,一概不记得了。
从此,母亲的脑子乱成了猪娃市,一会儿父亲,一会儿老右,刚还是血肉模糊的老右,突然又幻化成了父亲。就这样,父亲和老右争先恐后,搅扰得母亲寝食不安。
调查父亲的工作并未罢休,户县运输公司隔三岔五还派人去漯河和沿村。后来听去漯河的同事说,他们回来,交不了差,再去再回来还交不了差,又去。几年间,几乎把去漯河的路踩成了一道沟。来沿村回数多了,母亲也多了心眼,暗中安排“王二小”侦查,王小二就是我哥,其时正上村小,母亲让我哥在学校多留心,如果有陌生人出现的话,就及时告诉她,我哥果然就充当小侦查员的角色,多次给母亲通风报信。每次从大队回来,母亲的脸色要阴沉好久,子女们知道情况不妙,在家里都乖乖的不敢惹是生非。这样的外调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大姐结婚生子后,户县运输公司的调查,伸胳膊展腿都延伸到了她婆家。文革结束后,父亲的一位同事去彬县拉煤,路过礼泉来我家,看了我家的厦子房后,感慨地说,连个大房都没有,还把老宁调查了多年。这是后话。
调查人员每来一次,母亲的心就揪紧一次,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母亲知道父亲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担惊中,母亲决定派我大姐去户县看看。
我大姐那时十四五岁,还未成年,已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了,平时和母亲一起泥里水里的。礼泉到户县,算不上遥远,却曲里拐弯,先得想办法从沿村到礼泉,再从礼泉乘班车到西安,最后由西安坐火车去户县。因为不直达,要在西安住一晚,母亲左右为难,让娃去吧,操不尽的心,不去吧,又不知道父亲的情况。因此每次送大姐走,都要七簸箕八筛子叮咛一河滩,说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说晚上住澡堂。过去有些澡堂,晚上送完最后一拨客人后,还招住客,就洗澡人穿衣服那床,湿漉漉的,便宜。母亲除想少花钱外,关键是她认为澡堂人多,相对安全些。隆冬时节,风带着哨跑过去 跑过来,大姐蜷缩在墙角,眼巴巴瞅着澡堂大门。喧闹落下去了,路灯光落下去了,夜一步步走到了深处,当最后一个洗澡者头冒热气畏畏缩缩出来后,大姐这才上前登记住宿。澡堂环境潮湿,灯光昏暗,加之住宿者面孔陌生,大姐又紧张又害怕,眼一夜都不敢合。挨到天亮,晕晕乎乎走上街,被一个中年男子挡住,问,女子,你去哪里?姐年龄小,没有提防心,就一五一十告诉了。男子装出喜出望外的样子,惊讶道,咋这么巧,我是你爸同事,也回户县。走,叔带你。第一次单独出门,本就提心吊胆,半路遇上伴,而且一直能引到单位,大姐高兴不已,就步伐轻盈地随那人走了。
走出不远,姐突然想起临走时母亲的再三叮咛,也许,她也感觉出异常,趁那人不备,又跑回到澡堂。喘几口气,感觉安全后,姐这才到火车站买票去户县。
其时,父亲已被发配到户县火车站当装卸工,进行劳动改造。火车不分昼夜跑,货物不分昼夜到达,父亲就不分昼夜装卸。每天天不亮,父亲就要从运输公司赶往火车站,望着熟睡中的女儿,父亲心里十分内疚,娃远天远地来,他却不能陪伴,他只有默默地给娃放好全天的饭票,有时给留个纸条叮咛几句就走了。大姐后来说,父亲每晚回来都半夜了,几次开门声把她吵醒,那天外面正下着雨,父亲衣服湿透,满头满身的沙子,坐在床边一脱鞋,淌出半脸盆泥水水。看着此情此景,钻在被窝的姐伤心地偷偷抹眼泪。
回到沿村,姐轻描淡写给母亲说没事,人好着呢。一转身,却泪如泉涌。母亲看出姐有所隐瞒,一再追问,姐始终不透露,只避重就轻说了差点被骗走的事。母亲听罢,比听到父亲成了走资派还惊骇不已。以至几十年后,母亲说起姐的这次经历,仍心有余悸,一连声地说,真让人骗走了看咋处呀。
![](/UploadFiles/image/202405/20240515132380458045.jpg)
姐再去户县,母亲就加派我二哥跟着,说两人有个照应。二哥比大姐小六七岁,同样不谙世事,帮不了忙不说,还多了份操心。两个人去的时候还顺当,返回时就出问题了。西安新西北站是姐弟俩要下车的地方,每次从户县回来,姐就瞅新西北那大大的三个字,那三个字一出现,姐就知道该下车了。但那天,火车停的早,离新西北还有点距离,姐没看到站名,以为还没到。当火车再起步咣咣当当,姐这才看见“新西北”。但为时已晚,火车已风驰电掣般朝郊外冲去。
再停时,已是下一个站。见车一停,姐弟俩顾不得多想,一个蹦子跳下来。这是哪里,在西安东还是在西安南。茫然四顾,只见周围成片的庄稼地,绵延的秦岭扑入视野,姐弟俩愣住了。辨别了半天,仍稀里糊涂,不知所措。姐毕竟大些,思考了半天,最后干脆简单化:沿铁路往回走。只要不丢铁轨,不管远远近近,肯定能走回新西北。这样决定后,两个人没敢出站,就顺来时的路线往回返。铁轨很不安分,一会儿上桥,一会儿下沟。姐弟俩也跟着不安分,火车上桥他们上桥,火车下沟他们下沟。姐边走边训斥哥,说引个你,一点心都不知道操。哥嘴上不敢犟,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的样子,心里却不服气,说你走错了还怪我!
走到天黑,“新西北”才出现。一看见这三个字,就像溺水的人上了岸,两人心一松,瘫坐在地上。
接下来,母亲再也不敢派娃出门了。
让谁去?母亲转了几个圈圈,最后叫来叔父。叔父是晚上时悄悄溜进我家的,父亲打倒的事,村上人尽皆知,大家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家,平时走动密切的几户本家,也不再来串门,一副担心受牵连的样子。母亲给叔父一二三做叮咛,让叔父去户县看看情况,并且不能闪面,不能让人发现,最后母亲塞给叔父一些盘缠,叫叔父天不亮就出村。
第三天晚上,叔父回来了,和走时进我家一样,也是晚上悄悄溜进来的,母亲急切地问见人来么?叔父说见来。母亲身子一抖,眼里就盛满了泪。其时父亲已到了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了,干校在户县乡下,叔父又是倒车又是步行总算找到了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一片庄稼地中间蹲几间宿舍。叔父到时,太阳还在西天挂着,他牢记母亲的话,没敢冒冒失失闯进去,而是潜伏在玉米地里窥探。夜幕浓了,叔父这才悄悄溜出来,哈着腰,轻手轻脚向那排宿舍后面摸去。每间宿舍的灯几乎都亮着,叔父一个窗子挨一个窗子寻找,终于在一个窗子里发现了父亲的身影。叔父敛声屏气,如履薄冰,隐身窗户下仔细观察。父亲伏案疾书,不知写检讨还是什么,写一会,父亲起身倒了杯茶,又用毛巾擦了把脸,接着又坐到桌前。期间,并没有他人出入父亲房间,叔父判断,父亲应该自由着。叔父的心落回肚子,又神不知鬼不觉回来了。
五七干校改造完后,父亲又回到了运输公司,随着文化大革命浪潮渐渐远去,父亲慢慢回归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快退休时,从户县调回礼泉,最后普普通通的叶落归根了。
父亲一生遇到的坑,是我们家的一块伤疤,几十年来,家人很少提及,都百般回避着,好像压根没发生过似的。如今父母离世了,在带走一个时代的同时,也带走了这段往事。他们唯一留给儿女的是勤劳和节俭的生活方式。
![](/UploadFiles/image/202405/20240515132878707870.jpg)
作者简介 宁会丽,礼泉西张堡沿村人,中学语文教师,先后在《飞天》、《短篇小说》、《延安文学》、《咸阳报》、《甘肃工人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四十余篇。
|